第四章 “能带我回家吗？”（第3/6页）

不过，悲伤的时刻仍在继续。有一次，当我告诉父亲因为必须去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所以得离开两周时，他问我：“能带我一起去吗？”

“爸爸，这恐怕很难。”我答道。

“为什么？”他说，“你就不能试试吗？”

“得坐飞机。”我解释道，“不可能带上你的。”

“就不能试试吗？”

“不行，爸爸，我不能这么做。”

虽然如此直接的拒绝很不容易，但他已经把我逼到这份上，我决定，自己不应该再用模棱两可的答案敷衍他。正如“小淘气”那次令我进退两难的情况一样，这一次，我不想对父亲撒谎。

他在这件事上的坚持尽管让我很为难，但无疑也是一种提醒，表明他曾努力抗拒消极被动地任人摆布，或可悲地遵循别人的决定。要知道，待在疗养院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都有种被统一支配和囚禁的感觉。看起来，他的确非常笃定地要想办法逃离这座机构。为此，他还想出了各种奇思妙计。

比如，有一天晚上，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突然倾身凑过来，跟我说了一个可行性极大的方案。

“只要需要，我就能出去。”——他冲通往阳台的那扇门点了点头——“我说，‘我儿子马上就要来接我了。’”接着，他便忙活起来，一副无人敢干涉的模样。根据我的理解，他之所以会想出这个点子，多半是认为我就在附近，很快便能将他带上车。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杭德罗。他对父亲的计划露出了赞赏的微笑。当我说父亲那稍纵即逝的战略思维至少让我吃了一惊时，亚历杭德罗说，数月前，他就已经决定——尽管处于那种情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按教科书上的推测和预期，应正式“划分”到能力受限状态下的情况），所以无论父亲说了什么，他都不再吃惊。亚历杭德罗说，不管父亲对自主还抱有什么样的渴望，但面对疗养院员工制造的麻烦（在我们看来，无论那些麻烦有多么令人沮丧），他都完全拒绝被压制。不管怎么说，这种反应都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是一种值得牢牢抓住、能证明其生命力顽强的东西。

偶尔，父亲的那种不安会突然爆发，以几乎算得上针锋相对的言语表现出来。

“你能现在就带我走吗？”5月的一天晚上，我们都待在阳台上时，他这样问道。

“现在不行。”我说。

“可以！就现在！”

他双颊通红，紧紧地攥紧拳头，以一种命令的神色瞪着我。他是父亲，我是儿子。这一次，他不是在请求我做什么，而是在向我下达命令。尽管这种情况让我很痛苦，但我还是很喜欢他表现出的这份魄力。

我们待在室内的那些晚上，我通常都会拉过一张椅子，正对沙发上的父亲而坐。但有时候，他会明白地表示想让我挨着他坐。

“哈里在这边。”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时，他这么对我说道。等我起身挨着他坐到沙发上后，他拉起我的手腕，举到面前，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

“谁在举着你的手？”他问。

“是你啊，爸爸。”

“没有别人了？”

“没有别人了，只有你。”

他点点头，接着抬起左臂，揽着我的肩膀，把我拉近了些，仿佛想让自己相信，他在保护我一般。

“很久以前，他给你寄过一封信。”他说。

事实上，他最后一次写东西给我，已经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而且，那也算不上一封信，不过是露辛达过去经常发给我的那种注释条而已。接着，他又说起“我要去纽约”的事。他会想起这件事，多半是因为我上次出行时，曾告诉过他自己很快会去趟纽约。

不过，他没问是否可以跟我一起去。

“真想跟你一起去，”他说，“但我知道，我不能去。”

片刻后，仿佛是为了解释他为何现在接受了事实，他又小声补充了一句，“我在另一边……”

“小淘气”趴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咖啡桌和沙发下，爪子搁在地毯上，正冲某样让它兴奋不已的东西直哼哼。等到玩厌了，它便站起来，抖一抖身子。每次被某样东西耗光耐性后，它都会这么抖一抖身子，然后一路小跑，回到父亲身边坐好。

这一次，他没扔曲奇给它，而是捧着它的头，揉揉它的耳朵，轻轻碰触它鼻子上方那片肿胀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