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偶猫（第5/6页）

有种名为蓄奴蚁的蚂蚁，有着它们的放牧业：养蚜虫。蓄奴蚁敲打蚜虫的背以使它分泌蜜露；换言之，蚜虫的甜蜜来自于对敲打的忍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顺从，以及顺从导致的持续压迫。

男人的拳脚或棍棒之下的女性，不是一个与他平等的人，而只是他指端的宠物、胯下的玩物。暴力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建立的独裁与苛政。互动中，关系才能得以建立或瓦解……然而，对暴力与权威的恐惧、屈服乃至膜拜，是人类的本性。奴性和贱性，沉淀在即使是圣徒的品德底层，这是人性必然的重力。平等之所以难以实现，不仅归咎于外部的社会制度，也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量尺。耐受型人格，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阴影，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的麻木。

受虐者的麻木，他如影随形的适应性，也可以被统治者歌颂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女性最初被打沉浸在痛楚和屈辱中，假设施虐受虐的固定模式一旦形成，偶尔不打，受虐者释然，反而分泌出一种近于幸福的快感。政治权力也是如此运作，暴政下的人民有时坚信自己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在习惯性的颤抖和噤言之后，是麻木后近似由衷的歌颂。对她们施暴的国王拥有绝对的豁免权，可以不被追究责任，因为施暴者控制了受害者的经济、人身和头脑里的自由……绝对胁迫，有助受害者产生绝对的依恋。正因他对她们使用的暴力以及间或的关怀，他反而成为英雄——围绕他的圣像，奴隶唱起颂歌。

暴君让臣民生活在残羹般的岁月里。在他的辖域之内，谁也无心再去窃取权杖下被击打得已然变形的真理，也忘记了自由存在的意义。不曾预知自己命运的奴隶，如抒情诗歌的结构分行，她们的骨骼也将在未来折成数段。

在艺术圣殿卢浮宫里，两尊著名雕塑被视为镇殿之宝：一尊是维纳斯，另一尊胜利女神。两者呈现的女性肢体，恰恰都是：半裸且残缺。

维纳斯古典、优雅、高贵，她端庄圣洁的面庞，富有音乐韵律的旋转体态，体现出感官的诗意和内心的美德。胜利女神，英武、雄健、自信，巨大的翅膀迎风展开，给人以饱满的力量感和强烈的动感。两尊雕塑之所以美得令人震撼，因为它们的残缺如完美凹陷的容器，用来盛纳人类无限的想象。

不过，从男性沙文主义角度，维纳斯和胜利女神正好能够用来满足另外的解读。有些男性坚持认为需要对女性进行必要的修剪，使其更加完美。折断她的胳膊，即使她残疾到无能自理，无妨，至少，她就会变成神秘的维纳斯。如果她强健，她无畏，一次次独自，在被击碎的浪涛前面赢得胜利……哦，既然她已拥有自由到飞的双翼，那么，她应该匹配断头的命运。

对施暴者来说，这是残酷而至美的艺术。对于精神上缺乏独立意识与自由精神的人们，无论说的是家暴下的柔弱女性，还是强权下的蒙昧人民，都难以从这样的严苛法则里逃脱。

回顾毕加索一生的女人，多数无法“善终”。弗朗索瓦斯·吉洛特，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性，绝地重生，是个特例。

弗朗索瓦斯·吉洛特是索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才女，热爱文艺与绘画，这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与六十多岁的毕加索相遇。她说之所以爱上毕加索，“因为这是一场我不想躲过的灾难”。经历了“烟花般绚烂”“棒极了”的彼此渴望的生活之后，吉洛特厌倦了“和一座历史纪念碑一起生活”，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强悍的怪物”，否则，她感觉自己必被“吞灭”。

毕加索曾说：“在我的心中，谁也不会占据真正重要的地位，对我来说，女人就像飘浮在阳光里的尘粒，只需挥动一下扫帚，它们就得飞出门外。”吉洛特的离开令毕加索暴跳如雷，“没有人会离开像我这样的男人”，他断言吉洛特的生命即将枯萎。

吉洛特竭力避免这个结果。她与人合作出版的传记，前卫且成功，披露的内容令毕加索震怒。他要求查禁此书，最后败诉。吉洛特并未成为毕加索的囚徒，她不是艺术家的附属物，而是艺术家本身。她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被授予法国最高的艺术奖项，她最后与二十世纪的另一位天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究先驱、一个美国科学家相伴二十五年，婚姻美满。

吉洛特灵巧地逃离了宠物与弃妇的命运，逃离了猎物与牺牲者的命运……像昏暗中视力更为敏感的猫科动物，她没有迷失方向，她终身追逐属于自己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