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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案件即被告破，偷窃者均为各家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们不约而同地瞒着家长，把偷到手的钱兴高采烈地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分别受到了老师的口头表扬。凡1000 元以上者，都获得了一朵以上的小红花。那位奉献10000 元的小女孩，一下子得了六朵红花，其中四朵盖在了作业本上，另外两朵分别印在了胖嘟嘟的手背和汗涔涔的额头上。

老师事后说，这只是一次培养爱心的志愿活动，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而且老师在头一天布置这项“家庭作业”时非常明确地告诉同学们，只许从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中支取，且最多不准超过10 块钱。这项自愿筹集的善款，用于看望两天前因患重感冒而住院的校长。

教导主任对苍蝇般一拥而上的媒体记者们解释说，此事与正在住院的校长无关，她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发生。看望校长的主意是教导主任跟老师们闲聊时无意中提议的，她只是说各班的老师应抽空去医院里探望一下校长，可以带束花或提一篮水果之类的东西。校长入院时曾跟她反复叮咛：千万不要来探望，一是教学工作很忙，二是她本人也希望能静静地休息几天。

各班的班主任老师以及任课老师并没有集中商量便分头采取行动了。他们也仅仅是在上课前轻描淡写地跟同学们提到了此事而已，募捐之事并非反复动员或强迫交纳。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捐了钱，且制作了精美的慰问卡片和千纸鹤之类的慰问小礼物，这一点出乎意料。

警方、校方以及学生家长和媒体记者各方对此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观点各不相同。

警方并没有因为孩子的“义举”、“自首”而中止侦破行动。他们把注意力转移至小学教师们身上，“非法募捐”、“违规收费”、“涉嫌诈骗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一次盗窃10000元现金当属“数额特别巨大”等等，均应一一查清。他们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日夜不停地唤来当事人（包括学生与教师）和旁证人反复问话，笔录的材料迅速增加，一周下来，卷宗厚达一尺以上，光签字笔就用坏了11 支。小学生与老师和家长都不止一次地流下了委屈、痛苦、愤怒、感激、恐惧、疲乏以及其他种种难以归类的眼泪。其中的一条结论是派出所指导员口头做出的，这位文静白皙戴着无边眼镜的年轻人性情温和、语气严厉：犯罪就是犯罪，这一点确定无疑，你们监护人就不必废话了。

接下来，警方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和街道社区等相关单位，开展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专项宣教活动，挂出横幅102 条，张贴和散发传单20000 份，召开各类不同形式的专题会议86 场。社区的老年秧歌队、舞狮队、合唱队和健美队等组织了多场广场和街头演出。学校、居民楼和马路旁的橱窗、告示栏里贴满了宣传画和警示语。就这个问题，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人士撰写了近万篇检讨、体会和建议材料，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最后，在街道和教育局联合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有两百多人获得了奖状和奖杯……

为感谢警方为保一方平安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学校决定在广大学生中开展向警察叔叔献爱心活动并倡议同学们在完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踊跃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为警察叔叔“买一根冰棍，送一份真情”。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得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

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 询他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