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甘露对话（第8/15页）

王：我写冒了的意思就是，好多话本来说完了又冒出来一小尾巴，明明到头了还有，拉线屎，怎么都拉不尽，怎么都连着，该打住了，还有一串串话手拉手往外滋。这个其实让我有极大的愉悦，这个愉悦就是终于无节制一把。

孙：写高兴了。

王：写高兴了。真要把话说尽了挺难的。不是回回都能赶上，过去我挺装的，好耍那意犹未尽、话里有话的范儿，推崇节制——这他妈是谁装我脑袋里的！其实日后，完全可以多场景再拍一次。我是准备，将来没得玩的时候，重拍一次。从容点。毕竟这个戏太自我了，别人的处理上，有一定障碍。

孙：其实本来那个徐静蕾也说你来导也很好，其实你来演也挺好。

王：我不行，我这人脑子想的和嘴说出来的不一样。当着一堆不熟的人，一帮现场人员面前，我会觉得我跟他们说不着，我说得着吗，我？那咱就别费工夫聊这事了。（孙笑）

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怕群众。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到门口我进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惊着了。我觉得群众挺操蛋的，你站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千方百计逼你逗他们高兴，特别齐心想看你当场变成猴儿。我去过一次什么狗屁大学年轻不自重的时候，刚上台我他妈的就觉得特别糟心，就觉得自己正一脸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我害怕呀！怕底下有人不喜欢我呀。所以什么不得体的话只要有效果就喷，感觉在那儿演了一晚上流氓。中间有一胖大女生愤然起身走了，我顿时就觉得心里掉了摄氏五度，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这人的事，偷了人东西什么的，一边嘴里继续胡说，一边想跳下台追上去，叫住她：哎，同学，我怎么得罪你了？那胖姑娘后背我现在还有画面，衣服颜色不是橘黄就是淡红，肩膀上吊着一带儿倍儿长的沉重书包。

所以，我最流畅最自信的时候，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儿的时候。天生写东西的胚子。过去，有一阵，1991年以前，我觉得写作我是拿来当饭碗的。拿那个提升社会等级，中国这么残酷的社会，你敢往下掉，你就不是人了，大家能踩死你。我必须往上，蹲到一个至少不挨欺负的位置。我不是说我上去要干吗，我信这句话：贫穷既罪恶。也不能最后他妈的被日常中的那种可怕摧残了，自信全磨灭了。那后来，我感觉挣钱和写作这俩事缠在一块了，也挺拧巴的。很长时间我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我一爱好。就觉得是一饭碗。你想我这么想这事，天天写作就等于天天闷家里做饭，我能觉得有意思吗？用《绿帽子》里的台词：我他妈能舒服吗？所以1991年以后我决定不写了，出去玩几年，我一点也不遗憾。我还记得在上海写了一傻逼告别宣言之类的东西发在《新民晚报》上，好像还是钟红明帮新民约的稿。

我现在等于是，把这俩事分开了。写东西就是纯粹爱好，挣钱就是电影了。这回一发杂志，好像又不像了。好像又有点见钱眼开了。心里一股很熟悉的过去那种追名逐利的干劲又涌了上来。我他妈就不能该着我的钱不拿！这是我一大弱点。跟，就是不能让人把我当傻逼！并列为两大过不去。

电影最终是导演的。钱制片人挣，名儿导演出，编剧夹在中间，本来就不是最大受益者，我干吗要负责？我使一半力已经很对得起大家了。我觉得不为钱写作确实非常愉快，真的！我这几年不是还写了俩长篇嘛，当然我不准备发了。不发的原因是我觉得写得不好。写写就发现，其实还是在千方百计偷偷满足公众要求，比如话到包袱口了，必须抖一下，不抖显不出我机灵。靠。我真不是无时无刻都准备谄媚各种恶势力。我怎么这操性啊？我估计啊，什么时候我目中完全无人了，我就算成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一辈子不老实，一辈子说瞎话，老了一定要敞开一把。

孙：我正相反，公众没要求，反正你扯什么咱们也不怎么明白。就有年轻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话来安慰我，说是一个人要是有两千个以上的读者就该去自杀。人总有办法宽慰自己和别人。（王大笑）

王：过去，还不说社会要求你一作家要有责任感，你自己也觉得说出去的话最好别太乌七八糟，做不到正确，就尽量圆滑。最近我越想过去这些也不知谁灌进我耳朵里，就当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东西——越觉得可气。我怎么可能每句话都正确？我是谁呀？凭什么我就得正确？而且什么是正确啊？哪儿刻着呢？我对你负责，我怎么可能对你负责？没可能！我都不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