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转天下（第2/3页）

马车是二轮加四蹄，黄包车是二轮加双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车只用二轮滚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车在六朝的尘香裏飞滚了不久，战云转恶，红旗渡江，我也就转去了厦门大学。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几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辆车，该直的地方修长英挺，该弯的地方流线如彼，该圆的地方圆满无憾；车架的珐瑯蓝上绘着亮金的细线，特别富丽动人。跨上去时，窄而饱满的轮胎着地而不黏地，圆滚无阻，真个是虫蚁不觉，沙尘不惊，够潇洒的。二十岁的少年得此坐骑，真可踌躇满志，所以不是在骑，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详。

厦大才读一学期，战火南蔓，又迁来香港，失学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铜锣湾道，屋小人多，行则摩肩，坐则促膝，十分苦闷，遁世的良方，是埋头耽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小说。未能忘情于二轮生风的日子，曾有两次还跟厦大的同学租了自行车，在夜静车稀的海边大道闲驶，重温南普陀逐鸥的记忆。

最后转入台湾大学三年级，才又恢复了骑士的身分，镇日价在古亭区的正街横巷裏，穿梭来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台北，民风在安贫之中显得敦厚淳朴，在可以了解的东洋风味背后，有一种浑然可亲的土气。上下班的时候，停在红灯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羁勒不住的各式汽车、卡车、摩托车，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车，绿灯亮时，平着脚板心再踩动那些「东洋铁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骑士的义大利马靴，而是厚敦敦实笃笃的木屐，或是日式便鞋。

我买了一辆英製的赫九力士，在东洋铁牛之间倏忽穿梭，正自鸣得意，却在上课一星期后丢了坐骑，成了「单车失窃记」的苦主。怀着满腔悲哀搭公车，我发誓要存足稿费再买一辆。看官有所不知，那时候一辆赫九力士值新台币五百元，相当于荐任级的月薪，而我的一首打情诗呢，中央副刊只给五元。也就是说，要写足两本诗集，才能翻身重登赫九力士，恢复昔日街头的雄风。当年我在台大发奋投稿，跟自行车也不无关係。为了提高生产额，也写了好几篇散文。如此过了两三个月，只存到二百元的光景，家中怜我情苦，只好优先贷款，让我提早实现复车大计。不久第二匹赫九力士的铃声响处，又载着意气昂扬的武士，去上中世纪文学了。

台北地平街宽，加以那时汽车又少，正是自行车骋骛的好城市。缺点是灰尘太大，又常下雨，好在处处骑楼，可以避雨。最怕是大风欺人，令人气结而脚痠，但有时豪气一起，就与大气为敌，几乎是立在镫上，顶风猛踩，悲壮不让息西弗司，浪漫可比唐吉诃德，似乎全世界的风都灌进我的肺裏来了。那时台大的大王椰道上犹是绿肥红瘦，称不上什么杜鹃花城，我们在椰影下放轮直驶，不到一分钟就出了校门。从城南的同安街去中山北路二段会见女友，最快的纪录是十八分钟。一场雷阵雨过后，夏夜凉了下来，几个同学呼啸而聚，在两侧水田的乱蛙声裏，排齐了龙头催轮并进，谈笑间已到新店。等到夜深潭空，兴尽回驰，路上车灯已稀，连蛙声也已散不成阵了。这坐骑是随我征伐最久的一匹，在台北盆地裏追风逐尘三年有半，有一天停在文星书店的门外，可恨竟被人偷去。于是我进入了「三轮时代」。踩三轮比起拉两轮来，总是一大进步，至少要省气力。至少车夫自己也坐在车上，较多歇脚的机会，如果地势平坦，踩一阵也可以歇一阵，让车子乘势滑行，不用像骆驼祥子那样步步踏实。遇到顺风或下坡，就更省力了；最怕是顶头风或上坡路，有时还得下车来拖。

三轮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记得是在抗战之后，但是各地的车形颇不一样。京沪的和台北相同，都是车夫在前，在澳门见到的也是这一型。厦门的则把车夫座放在乘客座的旁边，有点像一次大战时的军用摩托车。至于西贡和曼谷的，则把乘客座放在前面，倒是便于观光。去台湾以前，当然也坐过三轮车，但是经常乘坐，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家中自备了一辆，却是在台北。

我家先后僱过五位三轮车夫，相处得都很融洽，也许因为我们的要求不苛。如果那天车夫已经累了，我们再出门，就宁可另僱街车。有时遇上陡坡，我们也会自动下车，步行一段，甚至帮他推上坡去。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也许会笑这是什么「布尔乔亚的人道主义」，但是车夫和我的家人间并无什么「阶级仇恨」，却是真的，除了一位老赵因为好睹而时常叫不到人之外，其他的几位都很忠厚，称职。可哀的是：独眼的老侯辞工之后死于肺病，而出身海军的老王大伏天去萤桥河堤下游泳，竟淹死在新店溪裏。那几张多汗的面孔，我闭起眼睛就可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