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课 “二十四史”的起点（第3/3页）

因此，司马迁的史学是一种“文学化的史学”，而不是“科学化的史学”。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在写史，因此他的文学又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写到传说的地方，他会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传说，彼此心照不宣。

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年轻的读者才会对这样的传说产生了合理的疑问。司马迁其实没有消灭这些疑问，也没有消灭自己说法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这对于一个古代历史学家来说已经不错了。我们今天可以评判他的得失利弊，目的是为了我们今天写史，能够用更好或者更科学的方式。但是，从更宏观的历史悖论来看，我们现在的选择，真会比司马迁更好吗？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信心。

萨琳娜：秋雨老师，您认为《史记》所确立的价值观念，对中国这个官本位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一种促进，还是有某种方面的制约呢？

余秋雨：司马迁的基本思维确实是“官本位”的。第一，他是一个史官，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第二，身处英雄的时代，使他对汉武帝的业绩由衷钦佩，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价值判断的主轴。

虽然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司马迁有多大的抱怨，但是还是应该认识到官本位历史观的严重局限。当代学者太懒，只会顺着两千年前司马迁的观点来看历史而不知放开，一切都是朝廷博弈，权谋高下，名士沉浮，责任已经不在司马迁。看中国历史，包括今天写出的中国历史，社会生态的各个方面少而又少，普通民众的心理状态不留踪迹，连写“文革”也总是停留在“红墙”之内的政治升降，派别胜负，而完全无涉几亿民众的真实生活。官场、官场、官场，政治、政治、政治，这种取向，恐怕连司马迁的在天之灵也会频频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