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位和退位（第2/4页）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

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

……

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

“余院长，我们老了。”这声音，悲凉中带着点儿谐谑，气氛松动了。

“你们这样还算老？请看看我！”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伸头一看，是胡伟民，他也来了。

胡伟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烟，缓步上前。一个大导演的自然风度有一种无形的光，大家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道。

他走到了这个门厅的台阶上。台阶是通向剧场的，现在剧场正锁着门，他踏上三级，就在那扇锁着的大门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平静地自我介绍：“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这就是说，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辈。

“我当时算是阶级敌人，发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还必须在野外干活。”胡伟民说。

这几句话，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让大家等。发现香烟即将燃尽，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上，抽一口，再喷出白烟，才重新讲话。

他说：“我算过，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大十八岁。我真正做专业的事，是‘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你们算一算，那时候我几岁了？”

他又抽烟了。我连忙抓住机会说：“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他的全部业绩，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又把烟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话说：“你们现在起步，一点儿也不晚。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二十岁，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