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第5/6页）

巴金的这个发言，很快被西方报刊报道。因此，他被加上了“为帝国主义反华势力提供炮弹”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尽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曾多次探望他，看着他单薄而不屈的身躯，一次次从心里赞叹。

我想，向专制强权发出不同声音虽然也需要勇气，但对象明确、话语简洁，容易被人记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难做到，而要与一团邪恶的戾气搏斗，对方高调高声，号称言论自由，又时时转移话题，自己被熏得浑身发黑，还无法向民众说清是非，真是难上加难。但是，巴金没有知难而退。

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六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的遗志，来战胜这团邪恶的戾气呢？对此，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点悲观。照理，我们也应该呼吁政府以更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文化创造者，并让全社会明白，文化保护的功劳不下于文化创造。但是我又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传媒为了自己的销售量，已经成了这团邪恶戾气的鼓动者，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权，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创造者的对立面。因此，不管再过多少年，还是会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而且也总会有一代代正义的精神导师试图驱除它却无功而返。

文化人要想不受伤害，也有一些别的路可走，周围很多人也确实这样走了。但是，那已经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他们，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

这种情景，怎么能让我乐观起来呢？

但是，有时我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觉得这团邪恶的戾气只会伤害却不会葬送中华文化。

理由是，我在反复梳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后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一种大文化，是一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它渗透在千家炊烟、万家灯火之间。中华文化的悠久生命力，并不是靠官方的喂养和宠爱，也不是靠文坛的商榷和争执，而是靠广大华人的崇敬和守护，才维持下来的。它的灵魂，就是“止于至善”的天下大道。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一种伟大文化的终极生命力，一定不会是富华精细的。它不会是修剪过度的皇家园林，而是粗粝嶙峋的海边礁石；它不会是宫廷御池的节庆喷泉，而是半夜山间的狂风暴雨；它不会是沙龙名嘴的激烈争辩，而是白发夫妻的临别拥抱；它不会是巴黎学府的字音考据，而是泥腿首领的艰难跋涉。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倒是一些并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众，从大感觉、粗线条上维护住了中华文化的尊严。

我小时候，村里不识字的农民见到路上一张有字的纸，哪怕是一角旧报纸，也一定不会踩踏。他们必定会弯腰捡起来，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到庙门边的一个焚香炉前，烧掉。焚香炉上刻着四个字：敬惜字纸。

邻村渔民出海打鱼，如遇大风季节，一定在出海前走很远的路，到一个读书人的家里求得一大沓字纸，压在船底。他们说，天下没有比文字更重的东西了，就靠它压住风浪。

农民弯腰捡起来的字，渔民远行求得来的字，他们都不认识，但他们懂得尊重。连不认识也尊重，这就构成一股狄德罗所说的终极生命力，邪不能入。

什么时候，人们能对中华文化少一点舍本逐末、洗垢求瘢，多一点泥途捡拾、浪中信赖？

当然，我在这里说农民和渔民，只是要表达他们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我所真正企盼的人，只能出现在中华文化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气挡不住路，也追不上来。

七

到了那样的时刻，中华文化将会变成什么模样？那是我们难以预想的了。就像先秦诸子无法预想唐代文化，就像晚清学人难于勾画今天景象。只希望，它能够与全球文明亲切相融，偶尔又闪现出一点几千年积累的高贵。

这不是出于炫耀，只是因为所有的古文明只剩下这么一支持续了，它应该承担一点时间所交给的义务。时间交给的义务，既是一种聚集，又是一种淘洗。因此，最复杂，也最简单。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意念，那就是：足以感动全人类的大爱和至善。这样，中华文化也就成了人类诗意生存、和谐生存的积极参与者。在终极意义上，我不认为它还要有什么别的特殊诉求。

点评一：

这是作者的文化自叙状。他讲述自己的文化信念得以产生的过程，既是心路历程的坦白，也是铿锵的自我辩护。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文化遭际的怨愤，和着巨大的悲悯，化作殷切的期盼袒露一个真文人的心声。（老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