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西风(第4/6页)

向西,总是向西,仍然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二十年前到洛邑向老子问礼,也是朝西走,当时走南路,这次走北路。老子已经去了更西的西方,孔子怎么也不会走得像老子那么远。老子的“道”,止于流沙黄尘;孔子的“道”,止于宫邑红尘。

是啊,红尘。眼前该是卫国的地面了吧?孔子仔细地看着路边的景象,高兴地说:“这儿人不少啊!”

他身边的学生问:“一个地方有了足够的人口,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

孔子只回答两个字:“富之。”

“富了以后呢?”学生又问。

还是两个字:“教之。”

孔子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表明,他对如何治国早就考虑成熟。考虑成熟的标志,是毫不犹豫,毫不啰唆。

学生们早已习惯于一路检拾老师随口吐出的精金美玉。就这样,师生一行有问有答,信心满满地抵达了卫国的首都帝丘。这地方,在今天河南襥阳的西南部。

孔子住在学生颜琢聚家里。很快,卫国的君主卫灵公接见了孔子。

卫灵公一开始就打听孔子在鲁国的俸禄,孔子回答说俸米六万斗,卫灵公立即答应按同样的数字给予。不需上班而奉送高官俸禄,这听起来很爽快,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郁闷了。孔子一路风尘仆仆,并不是来领取俸禄,而是来问政的,卫国宫廷没有给他任何这方面的机会。反而,后来因为卫国的一个名人牵涉到某个政治事件,孔子曾经与他有交往,因此也受到怀疑并被监视,只能仓皇离去。

这个开头,在以后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不断重复。

大多数国君一开始都表示欢迎和尊重孔子,也愿意给予较好的物质待遇,却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张,更加不希望他参与国政。

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离去,每次离去总是仰天长叹,每次到达又总是满怀希望。

正是这种希望,使他的旅行一直结束不了。

这十四年,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这个年龄,即便放在普遍寿命大大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流浪在外了。而孔子,这么一位大学者,却把垂暮晚年付之于无休无止的漫漫长途,实在让人震撼。

更让人震撼的是,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讽,有摇头,有威胁,有推拒,有轰逐,却一点儿也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地方都愿意欢迎一个光有名声和学问却没有政治主张的他。任何地方都愿意赡养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个话语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绝不愿意这样。

因此,他总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青年流浪者们,大多玩过几年就结束流浪,开始用功读书。他们有可能读到孔子,一读,他们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来早在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类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龄还在进行自我放逐,还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没有下路,没有回过故乡!

最彻底的“现代派”出现在最遥远的古代,这也许会让今天某些永远只会拿着历史年表说事的研究者们稍稍放松一点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总有一种鸿蒙的力量支撑着他。一天孔子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让匡人误认为是残害过本地的阳虎,被拘禁了整整五天。刚刚逃出,才几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场叛乱,被蒲人扣留,幸亏学生们又打斗又讲和,才勉强脱身。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安慰学生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说,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业不就落到我们身上了吗?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辈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还想留住斯文,那么这些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战场,大家近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还用琴声安慰着学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不够,人家不相信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人家难于实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不赞成,说:“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为什么伯夷、叔齐会饿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为什么比干会被杀害?”

学生子贡说:“可能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兼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

孔子回答说:“最好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一个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学说有序地传播,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学说,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