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6/8页）

我前面讲过，索尼娅是一个有着极强妒忌心和占有欲的女人。由于一直想独占她的丈夫，她对陌生人前来骚扰她的家庭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她甚至不惜贬低她的丈夫，来表达自己的抱怨和痛苦。“他在向人们讲述他那些美妙的想法时，”她写道，“每逢谈到自己就多愁善感，事实上，他却依然过着和之前一样的生活，既好吃，又热衷于骑自行车、骑马，还有淫欲。”另外一篇日记里，她这样写道：“我没法不抱怨，他为了所谓的人民幸福，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对我来说，活得越来越辛苦。为了他的素食主义，我得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来准备双份晚餐。家里人没兴趣听他喋喋不休的关于爱和善的说教，他就把形形色色的下等人搅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属于第一批接受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很富有，是个近卫军上尉，在信仰不抗恶原则之后便辞去了军队里的职务。他是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心肠热，却生性专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爱尔蒙·莫德[13] 曾说过，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要么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要么就和他起过冲突，要么被迫逃之夭夭。一直到托尔斯泰去世，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索尼娅为他有着能够影响托尔斯泰的本领而大为恼火。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他身边很多朋友视为偏激之论，只有切尔特科夫一直鼓励他走向更远处，让他更加坚定、执着地实践自己的理想。由于过度思考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已无心管理庄园。原本每年能从庄园收入三万美元，现在却不到二千五百美元。这些钱显然无法维持家用，也不够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因此，索尼娅说服丈夫，拿到了他1881年以前所创作的全部作品的版权，想借钱开一家出版社，将作品出版发行。这件事完成得很出色，索尼娅如愿赚够了支付家中各种开销的钱。然而，将作品的版权据为己有显然违背了托尔斯泰的理念，在他看来，任何个人财产都是不道德的。与此同时，切尔特科夫一直劝说托尔斯泰放弃他在1881年以后创作作品的版权，并对外宣布它们是公共财产，可供任何人出版。这本就够索尼娅恼火的了，谁知托尔斯泰的要求更甚，他想从她那里重新要回早期作品的版权，连同后期作品的版权一并放弃，这其中包括他很有名的一些小说。索尼娅拒绝了他，因为出版作品所得的收入是自己家庭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就这样，无休止的争吵又在家中开始了。托尔斯泰夹在索尼娅和切尔特科夫之间，不得安宁。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无论哪一方说出的理由，托尔斯泰都难以否定。

1896年，托尔斯泰68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孩子们大多长大，二女儿也快要出嫁了。偏偏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52岁的索尼娅爱上了一个名叫塔纳耶夫的年轻作曲家。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无比震惊、羞愧和愤怒，他曾在写给索尼娅的一封信中说：“你和塔纳耶夫之间过分亲密的关系让我感到恶心，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容忍它。如果我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将不久于人世，我的名誉也势必受到玷污。你知道，我已经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年。我曾强忍着愤怒告诉过你这些，请求你不要继续下去。那之后，我尝试保持平静，只是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后仍然失败了。你们仍然在继续发展那种关系，而且我能想象，它将一直这样发展到头，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很明显，你不肯放弃这种关系，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分离。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只是我必须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法。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出国，我们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再让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分开，只是继续让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索尼娅仍旧难以脱离情网，狂热不休地纠缠那个作曲家，他刚开始可能也感到兴奋，但很快便厌倦了这种他无以为报、让他显得可笑的热情。索尼娅终于意识到他在故意躲避她，最后，他更是当众羞辱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没过多久，她终于认清他只是一个“厚颜无耻、精神和肉体上都粗鄙不堪”的人。这场不太体面的风流事终于到此结束。

到了这时，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不和已是人尽皆知。索尼娅为此深感痛苦，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徒们——他们也是他现在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这一边，他们公开表示对索尼娅的敌意，认为她阻碍了托尔斯泰践行他与信徒们共同的理想。然而，托尔斯泰并没有因为信仰的转变而感到任何幸福。他失去了以往的朋友，家庭中又有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妻子整天陷入争吵。他的追随者们责备他仍旧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也因此感到羞愧。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人生的第七十个年头，我全部的希望便是得到平静和安宁，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但比起生活在实际需求和道德良心的明显矛盾之中，这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