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评传（第8/11页）

萨特正是根据对想象的如上认识，对美和艺术等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想象首先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恶心》的时候就已看得很清楚了。另外，我们在分析《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萨特对作品的定义。

实在的东西永远也不是美的，美只是适用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的本质结构的否定。现实是丑恶的、荒诞的，我们要摆脱它，因此，艺术就必须是超越现实、超越存在而不是反映存在的东西。在萨特那里，想象和美关系密切。

根据上述观点，萨特认为，“艺术品是一种非现实”。（72）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萨特以査理八世的肖像画为例。在萨特看来，查理八世这一客体与画面和画布这两种客体有明显的区别。后两者是绘画的真正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只观察画布、画框，那么审美客体査理八世就不会出现。“只有当意识经历着对世界的否定的激变过程、进人想象的境界时，这一审美客体才会出现。”（73）萨特继续分析到，这画上的查理八世肯定是和一个产生想象的意识的意向活动关联了，而这个査理八世恰恰由于被一幅画所捕捉，并因此成为一种非现实。是这种非现实构成了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是它打动了我们，是它凝聚着匠心、力量和优美等。因此，在一幅画里，审美对象是一种非现实的东西。

一位画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头脑中的意象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去，他只是创造出了这意象的物质摹拟物。人们一旦接触到它，就同时了解了这一意象。但是，尽管这一意象有了外在的表现，毕竟它仍然是意象。这种意象不可能现实化，也说不上客观化。阅读与创作、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只是意象的交流。根据上述见解，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萨特对现实主义的攻击，不就好理解得多了吗？

萨特对想象问题的研究与他对介人问题的研究密不可分，我们不妨这样说，介入确立了萨特艺术创作的主题，想象则为萨特的艺术作品的形式找到了根基。研究萨特美学，既不能忽视他的介入思想，也不能忽视他的想象思想。

四、活动的人

从1950年到1980年去世，萨特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政治活动也参加得越来越多。与其说后30年的萨特是一位思想家，倒不如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

（一）萨特的政治活动

萨特本来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意味着人类和平时代的到来，人类会联合起来追求彼此的自由。但是，冷酷的现实打破了他这种乐观主义的希望。他从现实生活中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参加一个给人类以美好希望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运动。

1.“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萨特在政治上既不赞同苏联，也不愿和美国一致，而是试图走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使萨特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梵蒂冈教廷把萨特的著作列为禁书，法国共产党则对他参与组建的“革命民主联盟”进行猛烈抨击。从50年代开始，萨特的政治立场逐渐倾向于“东方”，但他并未放弃开辟第三条道路的努力。

1952年，萨特积极参与营救共产党员亨利•马丁，并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也就在这一年，萨特与另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在历史的意义、苏联的集中营以及是否存在进步的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表明法国存在主义者在对政治的态度上已发生严重分歧。加缪认为政治是浪费时间，萨特却进入了最政治化的时期，而且“告别了文学”。

3年后，在关于社会、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等问题上，萨特又和梅劳-庞蒂发生争论，结果两人不欢而散。梅劳-庞蒂辞去《现代》编委职务，萨特则进一步亲苏，甚至打算加入法国共产党。直到1956年10月，苏军的坦克隆隆碾过布达佩斯的大街，萨特才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苏军干涉匈牙利，使萨特十分气愤，他严正声明：“我完全地、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人侵行为。”萨特与和平运动中的其他非共产党成员一起向苏联提出抗议，与苏联和支持苏军进入匈牙利的法国共产党反目。但他并未从此倾向西方，而是继续坚持要闯出“第三条道路”。

2．和平的使者

萨特既厌恶别国对他国内政事务的干涉，也憎恨本国对他国内政事务的千涉。他既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也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萨特兴奋异常，他说：“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他在地下刊物上鼓励法国士兵开小差，还在反战抗议书上签名。他活动积极，以至于有谣传说当局要逮捕萨特。逮捕虽不是真的，但萨特受到警方多次警告、受到右翼分子的恫吓、寓所两次被炸却千真万确。萨特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使他赢得了阿拉伯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的理解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