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第4/5页）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说，金庸小说是超越了整个通俗文学范围的。当然，也可换一说法，说因为有了金庸小说，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的品位都大大提高了。

那么，既然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小说，我们就将它与高雅、严肃文学比一比，用高雅的标准衡量一下，看看它是否辱没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所谓高雅文学，一般是指它描写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关注现实人生问题，并运用比较高级的叙事、修辞技巧。

金庸小说虽是武侠，表面上看属于“怪力乱神”，但是除了那些超常的武功之处，没有什么是不具备现实可能的。文学所写的不见得是真有的实事，而是可能会有的实情。即使是武功，他也写得尽量可信，合乎武学之道，考虑到气功、特异功能等因素，也并非是绝不可能的。金庸小说的武功虽然奇妙，但是却控制在可信的范围内，有其哲学依据和生理依据。比如他强调掌风不可能击到四五丈以外，他笔下从没有一拳打出一团火球等“奇功”，是写人而不是神。少林七十二绝技，也顶多有人身兼十三绝技等。

所以金庸小说实际上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我们不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容易混淆不清的问题，第一，我们说它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是因为其有现实生活基础，现实社会中是有江湖的。金庸是把人物、故事放到这个大世界中来写，并且时空往往是具体的。他不过写了一些现实世界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人和事，并与整个现实社会血肉相连。也许细节上不如一些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小说。果戈理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描写俄罗斯妇女的无袖长外衣，而在人民的精神本身。我们可举金庸小说中一部并非上佳之作《白马啸西风》，这部中篇的武功十分简朴，几乎比一般的世俗武术高不了多少，而且还可以继续减弱。它主要写的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你得到的却不喜欢”这样一个人世常情。从几组恋人的悲欢离合，到高昌古国与大唐的关系和哈萨克人与汉人的关系，讲述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既美丽凄婉又深刻悠远的悲剧故事。这样的故事，去除了武功，仍然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第二，它写的是人本身及人与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它塑造的是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人事虽假，情理却真。我们没有萧峰的武功，不会一拳打死自己的爱人，但却可能用其他方法误伤自己的爱人，从而遗恨终生。我们不会因为贪恋上乘武功而走火人魔、自受其害，但确实有些人很少读文学作品，不深人了解文学史，却迷恋于一大堆什么后现代、超现实，张口巴尔特，闭口赛义德。金庸并不是在影射现实，其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除武功是读者阅读默许之外，所写的都是生活本身。

第三，金庸的小说关注并写出了—系列严肃的人生问题。从正义问题、爱情问题、善恶是非问题、认识论问题、自由问题、孤独问题、民族问题、直到人的本体意义问题，它所挖掘的深度是不逊于世界上一流的文学作品的，经常可使人感到它与那些已被认可的大师的互通乃至更髙之处。例如民族问题，金庸小说既有民族立场，又有超民族立场，比之那些仅以民族团结为目的的小说要明显高出一筹，《天龙八部》的反战和平主题，与世界文学也是呼应的。

在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上，它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开掘，并有更丰富的收获，完全合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改造民族灵魂。

第四，金庸小说叙事、修辞技巧是高水平的——这是一部专著的内容。他每一部作品都力避雷同.，努力作新的尝试和探索，那宏伟严整的结构，——仅这一点就既不逊于《子夜》、《红楼梦》，也不逊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遑论其所涉地域之广举世无双——曲折而精彩的情节、深刻合理的心理分析——既重视人物的童年经历又重视成长过程中的奇遇突变——诗情画意的景物，准确传奇性格化的人物语言，纯熟的影剧技巧，鲜明的现代意识，每一个单项都可拿出与流的作家比一比。

通过以与武侠小说比，与通俗小说比，与高雅小说比，我们证明金庸小说具备高雅的文化品位。那么，它高雅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创作态度严肃。金庸小说问世之初，虽是报刊连载，但他并未因此粗制滥造，更于封刀后从1970-1980年进行10年修改，大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苦心。有的部分几乎重写，精益求精，这是艺术大师的态度。

第二，追求文化味。金庸小说从不迎合读者，而是如梁启超所言，努力于“熏、浸、刺、提”作品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琴棋书画到儒释道。陈平原说金庸小说可做佛学入门书，金庸小说透出一种书卷气，这一点与梁羽生有相同处，所以梁羽生在这两方面的品位也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