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第3/5页）

5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在大陆绝迹，港台后来出现了琼瑶为代表的现代言情热潮，对重新开放后的大陆造成了冲击。但这个冲击的范围是有限的。琼瑶的40多部作品，看过十几部后，人名便会相混。琼瑶的作品打动人，在于一个纯字。琼瑶作品的主调是甜蜜的温馨与淡淡的惆怅，特别适合现代都市知识青年的心境。但其作品编织的实为梦幻世界，并非港台现实，所以台湾评论界称之为“琼瑶公害”，曾大张讨伐。其创作方式也是批量生产，与亦舒、岑凯伦、梁凤仪如出一辙。80年代大陆有琼瑶、三毛热，但评论界、读者普遍认为，三毛的文化品位显然更高。因为三毛写的是人生感悟，是在人生之内，而琼瑶则在人生之外。

这一点，还可从王朔处得到佐证。琼瑶热在一定程度是被王朔热取代的。王朔也写言情，但写的恰恰是反纯情。嘲弄纯情，在王朔那里，一切都是不纯的。不论对王朔怎样评价，在其《空中小姐》等作品的映照下，琼瑶的确显得苍白无力，其读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年龄、心理特点的。王朔的成功并不是被炒出来、包装出来的。

金庸小说具有言情小说的一切特点，什么奇情、惨情、痴情、孽情、欢情应有尽有，他借鉴了各种言情模式，写到了爱情本身的核心。金庸小说不见得是世上最好的，但他写情可说是绝对不逊于任何人的。他写情的广度、深度、力度都是大师级的。这一点可参阅陈墨先生有关评论，本文不作展开。所以金庸小说是言情小说，又超越了言情小说。

从侦探小说看，金庸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侦探小说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

中国的侦探小说是舶来品。以前只有公案、断案小说。侦探小说由译到著逐渐兴盛，民国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孙了红，一个塑造了霍桑，一个塑造了鲁平，广为人知。侦探小说号称开启民智，普及科学，不重口供重依据，其实读者的兴趣仍在于其情节的诡秘曲折。大量的侦探小说只是编造离奇怪诞的情节，让读者猜谜，内容貌似现实而远离现实，既不触动社会人生问题，也不能塑造人物，只是一种智力游戏，烦琐推理如同做题，十分枯燥无趣。周瘦鸥说侦探小说可分动和静的两种，但大量民国侦探小说都偏于静而缺乏动，只学到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而未学到其精髓。程+青的霍桑、包朗是学习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华生，人物有些类型化特点，也触及一些社会问题；孙了红的鲁平又号称东方亚森罗萍，专与霍桑唱对台戏，人物更活泼些，所以受到一些读者欢迎，各有读者迷。但陈率原提出，为什么侦探小说没有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武侠小说却长盛不衰，陈平原认为是中国法制不健全。但在港台侦探小说也不如武侠，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i即中国作家没有把侦探小说当成真正的文学来对待，从一开始就像政治小说一样，端着架子写作，用来“开启民智”把它当成工具，不注重文学性。程小青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所以当然写不出好作品，真正好的外国侦探作品，中国读者仍是欢迎的。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直到《神探亨特》都是动静结合的佳作。而我们的侦探小说总以维护正义、法制的商孔出现，实际只是对公案小说的一种反拨，后来就演变成了公安文学，直到现在的“法制文学”于是它的精华便被武侠小说给吞没吸收了。

侦探小说给予武侠小说的启发主要是情节因果链条的刻意经营，对信息的控制，悬念的设立布疑、气氛渲染等等，古龙便恨受日本推理小说影响，如《天涯·明月·刀》、《陆小凤》等。而金庸的许多小说都包含着精彩的破案故事，既有戏剧的动作性，又有严密的逻辑，动静结合得恰到好处。如江南七怪的被杀，殷离的被杀，武当六侠莫声谷的被杀，《笑傲江湖》中福威镖局的被灭，《侠客行》中长乐帮帮主之谜，萧峰找寻杀父仇人等，这不仅仅是情节，金庸用它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成长史。

程小青说他写侦探小说的拿手好戏是布置四条线索，三条让读者误人歧途，最后一条是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后来成了公式，读者往往不上当，作者便感到技穷了。这一点金庸完全超乎其上，金庸小说的疑案谜中套谜，形成悬念之网，一念未解，又来一念，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有时解了一个，又来一群，有时又数念并解；叙事主体对信息控制得出神人化。如《侠客行》环环相扣，到底主人公是谁，最后也未交代，解了一扣又一扣，身世之谜、侠客岛之谜、侠客行谜，令人叹为观止。再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寻找杀父仇人，江南塞北，上天人地，伤人无数，惨烈至极，结果其父尚在人间。在这过程中，父子两代如同经过层层炼狱，最后顿悟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