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的活路（第10/11页）

但两个月过去了，楼房都盖好了，这围墙……我有些着急，加上藏族工人始终不能明确修建围墙的价格，变来变去，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执。

从此，我认识到，无论他们的歌声多么好听，他们的手艺多么精细，但我是无福，也没有时间享用了。

后来因为施工造成的破坏，院子里急需重新铺草甸，我不得不再次请藏族民工来干活。

这天，太阳好极了，民工们吹着口哨，哼着歌谣开始了劳动。他们仔细地把地面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青草，还在每一个拐角的地方，把草甸修砌出自然而柔和的轮廓。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吃糌粑，一面欣赏着草地，和我商量应该如何铺得更美。下午5点左右，他们在院子中央精心铺成了60平方米左右的圆形草甸，他们围在草甸周围弯着腰左看右看，那神情真是比我还欣喜。

“大姐，您今晚多浇水，明天草甸上的花儿准会开。您瞧，有紫色、黄色、白色，还有粉色……”一位中年男子像孩子一般趴在草甸上，一双惊喜的眼睛一面在密密的草甸里寻找花骨朵，一面对我说道。

虽然还剩下一些地方没铺完草甸，但他们看上去心情极好，似乎要庆祝或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他们放下劳动工具，拿出青稞酒，在草甸上围坐下来，开始了饮酒、摔跤和快乐的打斗。再后来，让我看花的那个男子干脆在草甸上美美地睡着了……

劳动的快乐像一首史诗，使这个民族拥有高贵的精神。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2007年，一个内地民工一天最低的工钱为一百元，一个藏族民工的日工资最高才四十元。市场经济，也正在以它简单粗暴和急功近利的方式，将所有的劳动门类沦丧为一种纯粹的生计，我们每个人，不觉中也已变成了组成它的一部分。

在拉萨的“雪新村”、“天路”等地，每天站着很多西藏农村的强壮劳动力。他们从早到晚地翘首等候着，只为找到一份为内地民工打下手的活路。

他们从农村来，大多没有现代建筑方面的技术。即使干得一手好木匠活，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内地的木工几乎不再刨木头或雕琢，他们用的都是成板和钉枪，其速度和质量的虚假度都让藏族传统木匠们瞠目结舌。但市场却认可他们。所以，面对诸如此类，藏族民工的处境就好比一个人还没来得及从梦想中醒来，就被置于了死地……

在那些汉藏混杂的工地上，我看到藏族民工通常干的是搅拌水泥、搬运石头等体力活。他们似乎没有因为挣的钱少而自卑，仍然在劳动中情不自禁地放声唱歌。这时，在楼上糊水泥的内地工匠，一口气不歇，一口水不喝地埋头苦干着，当他听到藏族民工没完没了地唱歌，不觉恼火，就对着藏族临工大声吆喝道：“唱什么唱？！快点儿干活！”

这声精辟的呵斥，像是这个时代的声音。

意外的是，我家房子装修那年，几位汉地工匠没有雇藏族小工，带来的帮手却是他们的藏族妻子。

三十出头的油漆匠小李师傅是福建人。细细的腰，长长的身段，皮肤很白。他来西藏据说有六七年了。帮他打下手的是一个藏族女孩，是他的妻子。她有一个藏族人很普遍的名字：格桑。她个子挺高，有些胖和黑，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吧。她和李师傅说话时，汉语真是很蹩脚。她的家在西藏某农村。她是在工地上打工时认识小李师傅的。格桑不爱笑，干活时也不唱歌，只是和另外一个木匠小张师傅的妻子卓玛在一起时，才有说有笑。

木匠小张师傅是四川人，面相很善，很秀气。他是仁波切介绍来的。（哈，据说仁波切那四川口音的汉语，就是小张师傅在仁波切家干木匠活时教的！）

我悄悄问小张师傅：“喂，你们怎么都找藏族女孩结婚呀？”

小张师傅很腼腆，不肯说。李师傅在一旁笑。晚上，小张师傅的父亲张老头留住我家，其他人都回去了。我给老头儿买了几瓶他爱喝的啤酒。几杯下肚，老木匠话多起来：“小张那龟儿子前头找的也是一个藏族女娃子。那个女娃子懒得很，每天睡懒觉不起床，更不会做饭，还生病，花了我们万把块钱才治好。后来不出一年，活该把龟儿子给甩了，跟别人跑啰！”

我给张老头端来一盘我炒的宫爆肉丁。老张和小张不一样，他有六十多岁了，一脸的胡子拉碴，他不用钉枪和成板干木工活，所以，我把置放玛尼转经筒的六角木亭的重要活路分给了他。

“好吃，你的手艺不错嘛！”老头醉眼蒙眬的。他干活也很慢，但木工活的技术真好！

“你现在的儿媳妇卓玛对你好吗？”我给他斟上一杯酒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