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第3/4页）

所以就有了政治。爱情是理想，婚姻则是法律。理想是从不封顶的精神上线，法律是不可违背的行为准则。政治何为？正是为了那从不封顶的永远不要封顶，那不可违背的谁也不许违背。

爱情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已是潜在的政治。爱情虽然超越了种姓和财产的束缚，却超越不了对平安——围困中的那块自由之地——的忧虑与渴求。什么在围困？心灵因何而战？价值，或者说是价值感。但其实是价格。尤其在这商潮汹涌的时代，名与利合谋把人都送上了战场，美可以卖，丑也可以卖，人和物一律都有标价；但未必能有战胜者，其战果多为抑郁症的漫延。爱情便再次以理想的身份出面，呼唤着回归——她曾以精神的追寻从动物性中脱颖而出，现在又是她，念念不忘伊甸。当然，此乐园非彼乐园，爱情意在：使堕落的亚当、夏娃们重启心扉，推倒隔离，于一条永恒的路上——而非一座封闭的园中——再建爱的家园。

可这样，爱情的理想本质又令其不能安守现状，于是就有了进一步超越的梦想：3至N人岂不更好？——这有点儿像当年的“一大二公”。但超越法律也就可能违犯法律，理想之剑的危险一刃正在这里。

危险并不在3至N人，不管多少人心心相印，都是法律管不着的；危险在于理想一旦忽略法律，政治便可能走向强权。政治的天职，恰是要摆平种种理想的位置。还是那位先哲的意思：所谓护法，绝不只是维护既定法律的严格，更根本的是，要维护其合法性根源不受侵犯——即人写的法律，务必要符合神的意旨，正所谓“天赋人权”！15比如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便是天赋或神定的人权。凭什么这样说？凭的是：这是终极答案，谁也不能再问它一个“为什么”。比如你问我干吗要写作，咱慢慢探讨；可你若问我干吗要活着，最好的结果就是我陪你去医院。要活着，已是终极答案，是人的天赋品质，即所谓的“自然正确”，故其是神定的权利。再比如，你问我为什么不革命？我说我害怕。你问我为什么害怕？我说我不想让一群人打我，然后说我是叛徒，或者把我杀掉。你还要问为什么吗？那我告诉你：我不是英雄也不想当什么英雄，这合法，而您已在违法的边缘。

丁一就是这样走到了违法的边缘（顾城已经走进去了）。丁一的理想不可谓不美好，且有幸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娥，以及萨。萨对那理想一直是若惧若盼，丁一极尽劝诱亦属正当。娥虽对那理想极尽赞美，却基于现实的考虑而中途变卦，对此丁一不能容忍。如是不能容忍的极端后果，一是毁灭自己，一是毁灭对方，当然最后也就毁灭了理想本身。我不想让丁一走顾城的老路，不想让接近这一路口的人都走那条老路。丁一或可出家？但总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被迫逃上树的和主动爬上树的，所见风景必不相同。我只希望丁一的灵魂飞升得更高更远，终于看清那理想中埋藏的危险。

理想的危险，即理想的推行！既是理想，既是美好和非常美好的理想，你不想它扩大吗？不想扩大的其实算不上理想。但推行却可以毁灭理想。所以，理想于其诞生一刻已然种下了危险。那扩大的欲望，会从劝诱渐至威逼，会从宣扬渐至强迫，譬如唯我独大的宣扬已然就是强权了。但这丁一，理想障目不见现实，使理想成为现实的热望拿住了他。他的失望化作怒火，指向了娥，指向了萨，甚至指向了秦汉、商周和所有的人——你们这些庸人，你们这些理想的叛徒！他就差说这句话了。

人有此一种理想的权利，也有彼一种理想的权利，否则就不叫理想的权利。人有坚持理想的权利，也有放弃理想和改变理想的权利，否则还是没有理想的权利。然而，权利的平等，并不能抹杀价值的高低。还是那句话：前者是不可违背的现实规则，后者是不可封顶的精神追寻；二者并行不悖，或和谐相处，正是政治的职责。

叛徒，最是理想暴力的牺牲品，但究其根本，是政治的失责。但似乎，人们从未（或很少）关注叛徒的处境。叛徒，我倒以为多是良善之人，既具正义感，又有一颗向爱之心；正义感使之不忘匹夫之责，向爱之心则令其不忍连累无辜。能够指责叛徒的只有两件事：一怕苦，二怕死。但这不是人权吗？正义者缘何正义？不就是要铲除那些给人以苦、送人以死的暴政或恐怖之徒吗？为此，正义者不怕苦也不怕死，自当名垂千古；但若以正义为据，逼人以死，或让人一辈子生不如死，岂非绝大的讽刺！

骂一声叛徒多么容易，甚至是一件多么划算的事。我猜，人人都对叛徒的成因不闻不问，对叛徒的处境视而不见，却又都对叛徒嗤之以鼻、拒之千里，乃为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怎么个同一件事呢？即人人都有成为叛徒的潜质！这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暴力，究其实，打人者多是为了表现忠勇，而所以要表现忠勇，不过是不想做那挨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