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好人（第3/4页）

但这有用吗？人间的困苦与疑难，能因这爱的祈祷而消灭吗？但是，有和没有爱的祈祷，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东西会随之大不一样。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则难免还是“真理战胜真理，子弹射中子弹”。

困苦使人祈祷。疑难使人求助于爱。而“果敢”的人们多是感受不到疑难的，故也无须这爱的祈祷，他们只要鲜明的立场就够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场。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场。安提戈涅一方面说“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一方面又对伊斯墨涅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什么原因使她前后矛盾？还是立场，鲜明的家族立场——她的诸神还远非博爱的基督。

“因为‘神—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使基督教迈向了一种以爱和自由的神秘关联为核心的伦理宗教。上帝舍了自己的儿子，为世人开辟了成圣与称义的道路。”（李猛《爱与正义》）

但并不是说，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就该废除，而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爱，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启示。是呀，神子是犹豫的：“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圣经·马可福音14：36》）

倘若“正义”凛然却无怜爱之心，总是以“我的意思”来断人间的案，感受力必会遭受致命的损失。譬如《安提戈涅》式的事件，处处都有，却非处处都有悲剧或悲剧精神，原因何在？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还是那句话：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从未发生，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但这感受力并非出自生理基因，而是出自文化结构——设若此一族群只信奉“君权神授”，而从无“天赋人权”的信念，其结构便少了至关重要的一极。君、神等值，自然就只有人断人案了，进而是君断臣案，官断民案，以及自命的“好人”来断“坏人”与“老好人”的案。所以，大凡这样的地方，除了喜剧便只有惨剧，很少有悲剧。

悲剧，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也难免要陷入的疑难，尤其是对这疑难之敏锐的觉察。而这样的觉察，或这样的感受力，绝不因为疑难仍是疑难而无所作为；转而求教于神的珍爱，便使爱的天国有望，或已然使其诞生。而惨剧止于求助清官，就算清官总能够战胜赃官，灵魂也无望长大——转来转去还是那一个愚昧的圈圈。

“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剧的那种心性相对（立）的不是看到欢乐的那种心性……（而）是认为生活是肮脏的看法。当人们看到人性中缺乏尊严和意义，人性是琐碎、卑贱的，而且陷入了凄凉无助的境地的时候，悲剧的精神就已经不存在了。”（《希腊精神》）

悲剧使灵魂成长，譬如那个克瑞昂最后也悔悟到：“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条。”而（尤其是中国式的）惨剧和喜剧，则是惨也归因于（赃）官，喜也归因于（清）官，说来说去，凡夫俗子的命运好歹都是捏在强人手里的，与神的珍爱无涉。于是“神”也就跟着变味儿——都成了强人的仆从。百姓无奈，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关系，往强人堆儿里挤；朝中无人而又胆大包天的，便去落草为寇；剩些自认的弱者，就只好凭那一副笑脸去左右支撑。

现在来看前面留下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好人”与“坏人”，或是由强人指认，或就要以神的珍爱来比照，来甄别。

第二个问题要曲折并有趣得多：所以“好人”和“坏人”都看“老好人”是另类，实在也是出于犹豫——显意识要求他们立场坚定，潜意识里却又知道什么是神的珍爱，以及那自明的真理。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老好人实在是好人——即“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的那种人，所以一致赞成：那一个“老”字，还是加在“好人”而非“坏人”的头上吧。有趣，有趣，“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希腊精神》）。另一条思路是：众人或不识“爱”乃真理之最高，却本能地倾向它，或无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与正义的不足或伪善，却本能地对之存疑并惧怕，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好人”二字留给这一“另类”吧。这既说明众人对爱的认同，又包含着某种愧对，更是要为大家保留下一处可避强权的、爱与自由的乐土。

第三个问题，即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很明显，是愧于软弱，愧于自己的不敢坚持真理。而这恰恰说明，凭其天赋的爱愿，他们并非看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并非感受不到，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是符合了还是违背着神的珍爱。而这又说明：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义，也是多么必要，多么必要却又多么艰难，甚至多么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