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窄门

一、革命还是造反？

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接“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

阿Q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逃到日本神户，看见当地报纸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云云，醍醐灌顶，遂有陈少白如下的自省：“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史学家怀疑这段回忆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革命党人最初也同阿Q一样，搞不懂“革命”和“造反”的区别在哪里。

查文献可知，“革命”一词语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虽然包含“顺天应人”的天命思想，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成王败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革命”就像“孤家寡人”，唯有黄袍加身才有资格使用，失败者或者图谋者都只是“叛乱”或者“造反”。孙中山和陈少白最初也囿于传统的话语积习，对自己的行动无以名之，只能自视造反者。日本人唤醒了他们对于汤武革命的原始回忆，拓宽了对革命的想象力，认识到不是唯有继任大统者有资格自称革命，因受天命就是革命，而且，革命除了暴力造反，还可以用来泛指一切变化和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革新，自此“革命党人”才成为孙中山及其同仁的自我认同。

革命不是造反。经过革命党人的自我正名，再经过共产革命的洗礼，革命一词本已具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但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内革命仍旧是当权者的垄断话语，“只有做了皇帝才可以说革命”的隐形典律仍然禁锢着普通人的心理。所以普通中国人一听到革命，还是会立刻想到造反，立刻想到暴力，立刻想到野心家，立刻想到乌合之众，立刻想到无政府，立刻想到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革命想象力从来都是阿Q模式的改造版和升级版。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义第四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的造反”（The Rebellion in China）为题报道，形容这次起义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中国不满情绪的爆发”，称时人“对以反满为特征的这次造反（rebellion）……怀有巨大的恐惧”。发人深省的是，21天过后，也就是11月4日，《经济学人》再次报道武昌起义后续新闻时，标题已然改为“中国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前后口径之所以发生如此根本的转向，不是因为英国人承认了武昌起义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这场“造反”倒逼出了满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目前为止帝国的宣言和承诺可以确保这一点，中华帝国的历史新起点已确然无疑地到来了。满清政府及其支持者承诺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府组织改革……”

在《革命的时代》中，霍布斯鲍姆称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全球化扩张是借助于一辆“双轮马车”，以两种革命模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动力。当《经济学人》称“西欧将真诚地祝愿袁世凯和制宪议会获得成功”时，显然是以光荣革命作为摹本。武昌起义在他们的笔下仍旧是“造反”或者“叛乱”，他们肯定的中国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这才是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revolution）。显然，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不是造反，更像是改革，甚或干脆就是复辟。

二、革命还是复辟？

阿Q“革命”失败，临上法场前，站在囚车上颤颤巍巍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20年一个轮回，阿Q知道这是古往今来好汉就义前的经典台词，他不知道的是“轮回”本就是西文“革命”（revolution）的原义。

革命最初是天文学术语，意为“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哥白尼名著《天体运行论》的英文译名即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按阿伦特的解释，革命在此强调的是非人力所能影响的、不可抗拒的、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它与暴力无关，也与新旧之别无关。

17世纪开始，革命从自然术语变成政治术语。有趣的是，第一次被称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复辟：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此后的十年里英国一直是共和政体，但革命并不是指称这一时期，而恰恰是指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国，乾坤复位的那一刻。1688年，革命这个词再度被提及，同样不是为了欢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颂扬威廉和玛丽的荣登王位。也正因为此，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英国人相信他们远久到无可考证的宪政传统和自由传统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暂中断之后的回归都值得额首称幸、大加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