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家与现实政治［1］（第3/3页）

如果不相信理性论证的力量，那么另一个选择就是诉诸情感和意志。麦金太尔认为：“对于哲学核心论题的最成功的论辩永远不会采取证明的形式（证明的理想是哲学中相对无趣的一个）。”“讲述故事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罗蒂的观点与麦金太尔颇为类似，他指出人类团结是大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透过研究探讨，而是透过想象力，把陌生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因此，团结不是通过（理性）反省发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只有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我们才能创造出团结，因为一旦我们提升了这种敏感度，我们就很难把他人“边陲化”，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我们和你们的分别，而是逐渐把他人也视为“我们之一”。罗蒂方案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摈弃理性（理由）在人类团结中的关键作用，转而诉诸人所共有的“想象力”和“同情心”，这也就是罗蒂所谓的“背弃理论、转向叙述”。进而言之，罗蒂的方案其实是否定了哲学方法在解决人类团结（道德实践）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有趣的是，中外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哲人——柏拉图和孔子——同时又都是教育家。我个人认为，柏拉图从叙拉古仓皇逃回雅典，最终决定在雅典城邦的西北角建立学园，原因之一是他对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言说方式之有限性的一种自觉。自苏格拉底死后，特别是自叙拉古政治实践失败之后，柏拉图就逐渐认识到，在市场（agora）之中通过哲学论辩的方式说服一个与你根本意见相左的人收效甚微。怎么办？只能退回到学院中，面对一些尚未被玷污的年轻人进行教育。

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这是一个启蒙尚未完成的时代，思想家如何运用其思想资源去说服群众，而不是天真地相信理性的原生力量，这或许是政治哲学家必须要认真思考与对待的主题。

非常遗憾，以上所谈全都是一些没有最后答案的问题。事实上，今天的确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我常常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何其有幸！以赛亚•伯林说政治哲学原则上“只能在一个各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社会中”存在，当今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各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社会，而且其间的张力和复杂性无出其右。

见事太明，行事则失其勇。对于行动者而言，果敢或许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思想者而言，却需要用更加谨慎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据说，一个人在30岁之前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没有良心的，到了30岁之后仍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则是没有头脑的。我认为这个判断过于简单。事实上，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在设定了如此之多的禁区之后，最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每一个思想者细细斟酌。

（2009 年）

［1］ 本文为2008年11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社会主义与人类发展”学术会议之笔谈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