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第3/4页）

虽然我接受蒙克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即使维特根斯坦有过同性乱交的经历，也无损于维特根斯坦的人格魅力。须知维特根斯坦虽然有着最为鲜明的圣徒气质，但他并不生而就是一个圣徒，就好像虽然在思考哲学和逻辑时，他的每个细胞和毛孔都渗透着天才的光芒，但是维特根斯坦也时常陷入“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的自责之中。

有人赞扬G.E.摩尔孩子般的单纯，但是这对于维特根斯坦毫无价值：“我不能理解，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而来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

因此，在这本传记中，我们读出最多的不是浑然天成的哲学天才和道德圣徒，而恰恰是在担负起天才的责任之后，维特根斯坦对自身的褊狭、软弱、伪善以及绝望的永恒克服。维特根斯坦总体人生态度的核心是成为“自己之所是”，这意味着“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其中，对他而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但不要设法表现是一个卓越的人。

罗素曾说维特根斯坦也许是他所见到过的“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蒙克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够始终保持克制，虽然全书充满了激情，但是这些激情不是蒙克本人的激情，他把自己藏在后面，通过排列组合各种硬事实和硬材料，让维特根斯坦的激情去推动整本书。

现在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这种决不姑息的自我清算究竟能把维特根斯坦带到哪里去？细细品味下面这两句话也许会有所助益：

“当一切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已被回答的时候，人生的诸问题仍然没有触及到。”

“在我做哲学的方式中，哲学的全部目标是给出某种形式的表达，从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工作：“我破坏、我破坏、我破坏。”仿佛一头闯进瓷器店的犀牛。但是维特根斯坦要砸碎的不是精致美妙的瓷器，而是对智性生活不必要的困扰，是那些力图在寻常事物中“看出古怪问题”的哲学诱惑。对于生活的清算同样如此，它不是要将自己连根拔出，而恰恰是要把自己重新放回。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的，蒙克认为，“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进某种模式，那将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慰藉。”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这种生活“模式”可以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文化氛围，可以是托尔斯泰式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或者干脆就是与智性生活彻底无关的纯体力劳作--维特根斯坦不是没干过这些事情，他曾经先后当过乡村教师、建筑设计师、园丁以及医院的护工。

只是仿佛就像是一个咒语，他身上最最鲜明的几个身份都让他永远无法把自己放回到某种模式，比如，作为曾经的奥匈帝国遗民，作为犹太人，作为同性恋者，以及作为哲学家，所有这些身份都让他天然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一位朋友曾这样回忆说，维特根斯坦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维特根斯坦说：“写出好的哲学和对哲学问题做出好的思考，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更甚于是一个智性的问题--抵抗误解之诱惑的意志、抵抗肤浅的意志。妨碍一个人获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骄傲。”其实，哲学如此，生活亦如此。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蒙克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异常安详的画面，维特根斯坦和他的房东太太贝文夫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晚上6点散步至小酒馆。贝文夫人回忆说：“我们总是要两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饶有兴味地泼到蜘蛛抱蛋盆栽里--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实行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异常的轻松，维特根斯坦从不跟贝文夫人讨论她不理解的话题，“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从未觉得自己次等或无知”。

看起来，维特根斯坦终于和生活达成了和解。1951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无论在智性上还是灵性上，都呈现出一种“生活中骤然凝聚起来的密度之美”。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人生让人窒息，或许有人因为这座迷宫太过繁复，而对本书望而却步。对于这些有畏难情绪的读者，我依旧强烈推荐这本传记。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阅读此书让他回忆起早年读金庸的感觉，对于这个奇怪的比喻我一点都不诧异，因为在这本书里，你不仅可以读到精神世界里的金戈铁马，更重要的是，你看见的不只是天才，更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