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8/10页）

在这种阴暗的文风下，蔡元培站在第一线，为他的小兄弟们做守护神，这种功德，实在是值得歌颂的。守旧势力当然也不放过他，据胡适回忆：“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失败了。”［十二年（1923）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中《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下，蔡元培虽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对旧派的人物，也保有相当的尊重。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里，他把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说得很清楚：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蔡元培这种态度是伟大的，也是后继者赶不上的，蔡元培离开北大以后，北大就逐渐变得有点清一色了。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曾有过三次辞职。第一次是民国八年（1919）8月9号，理由是抗议政府丧权辱国，袒护汉奸，直到8月12号，才重行复职。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1月17号，理由是抗议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幹，他“痛心于国事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所以决定不干。蔡元培的辞职举动，引起了某些人的批评，说辞职举动太消极了，是要不得的。这时候，胡适却出来卫护蔡元培，一连写了几篇感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在一篇《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中，胡适写道：

我们知道蔡先生的为人，知道他这种正谊的决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几年前就有了。当民国八年（1919）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得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对于“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做悲愤的抗议。我们猜想，他的抗议不过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决心。我们可以断定，他绝不愿青年学子因此废学辍业。所以他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奉身而退，不愿意牵动学校，更不愿意牵动学生。但他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胡适进一步指出：

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谊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样的做积极的运动，他只能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做准备。他现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诉文字，一方面控诉“不要人格，只要权利”的当局坏人，一方面控诉“有奶便是娘”的无数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他已起诉了！他提出的证据是眼前的现状，他指定的法庭是我们各人的良心！

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