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6/10页）

《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1967年10月

胡适和蔡元培

蔡元培比胡适大二十四岁。胡适还是一岁多的小孩子的时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蔡元培已经中了进士。对两人年龄的悬殊，胡适早就有过一段惊叹。据胡不归《胡适之传》［三十二年（1943）12月萍社版］，作者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次，记得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因编纂《安徽通志选举考》，向适之先生借一部《题名碑录》，他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翻到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刘福姚一榜，发现了蔡元培先生在二甲的名字，不觉一惊，告我说：“蔡先生出山真早，他中进士，我才一岁多呢！”

蔡元培中二甲进士以后，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李慈铭的家里做家庭教师。此后他历任翰林院编修（1894），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899—1900），南洋公学特班教习（1901），中国教育会会长（1902），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教员（1902—1905），译学馆教习（1906），教育总长（1912）等职务，直到民国五年（1916）12月26号，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就职的日子，是民国六年（1917）1月4号。他就职后，为北京大学做了许多重大而新颖的改革。其中在人事方面，最重要的，是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由于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主持人，因而又得知《新青年》上的一位海外投稿者，这位投稿者，就是胡适。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二十三年（1934）1月10日《东方杂志》三十一卷一号］一文里，有这两段追忆：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委员，自从胡适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自传之一章（下）》［二十七年（1938）1月1日《宇宙风》五十六期］一文里，也有同样的特写：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这三段文字，都反复说明了当时那位五十一岁的校长，对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教授的倚重。

胡适是民国六年（1917）5月22号考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考试的。考完博士后四十九天，他已在上海登岸。9月里，正式应聘为北大教授，但这位洋博士所教的，却不是洋学问，而是中国哲学史。当时的情形，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里，曾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经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这段史料反证了两个事实：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他的卓见：二、蔡元培在胡适还没上讲堂以前，就具有卓见来欣赏胡适的卓见，然后加以援引和推服，进而使一个年轻的思想家不被埋没。这种眼光和气魄，自蔡元培以后，实在看不到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