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后院（第7/8页）

五

面对着乾嘉大师们超拔卓绝的建树，后代的文化人心情比较复杂。

在高邮的王氏纪念馆里，陈列着诸家名流的题咏，其中有这样一首：

平生讲话喜夸张，

到此锋芒尽收藏。

莫道如今拘促甚，

此是乾嘉大师乡。

一位生性狂傲的老教授，到了这里居然连话也不敢讲了，那是怎样一种震慑心灵的崇拜！他是河南大学的于安澜教授，年过八旬，是由人搀扶着来到高邮瞻仰王氏故居的。从中州风尘仆仆地南下，对于老教授来说，这恐怕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远足。他是用自己生命全部的意志力来朝圣的。

同样是朝圣，另一位老教授的题咏似乎更耐人寻味：

为仰大师行万里，

白头俯作小门生。

这似乎是一幅古意翩然的水墨画，气韵相当不错。但真正有意思的是题咏上的一枚闲章，曰：“我与阿Q 同乡。”作为著名的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的闲章大抵不会少，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这一颗呢？难道仅仅为了标明自己的籍贯？或仅仅是一种幽默的噱头？恐怕不像。站在这里，他的心境可能比上面的那位要复杂一些，在仰慕和崇敬中是不是蕴含着某种苦涩和酸楚，我不敢妄加揣测。

这种苦涩和酸楚，至少我是体验过的。

那一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听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古典文学。吴是名教授，讲课如行云流水，毫无学究气，却于平白晓畅中见韵味，让在下等听得如痴如迷，可见真正有大学问的其实用不着卖弄辞色。在讲《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时，顺便提及一桩文字公案，即清代乾嘉年间的大学者王念孙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考定，原文中的“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应为“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原因很简单，人们把“龙言二字误合为詟耳。”王念孙的考证纠正了沿袭两千多年的一个错误，但在当时由于缺少权威性的证据，只能作为一家之言。1973 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人们发现果然是“触龙”，不是“触詟”，这才想起两百多年前王念孙父子的考证。讲到这里，一向不假辞色的老教授突然作出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姿态，喟然感叹道：“把学问做到这种地步，王念孙父子不简单！”

吴小如教授的感叹，我至今历历在目，那神色和语调中流溢着史诗般的激情和高山仰止的崇拜。这种崇拜不仅是面对着一种超拔卓绝的建树，更是面对着一种人生风范。恕我浅薄，在此以前，我还从未听说过王念孙和王引之这两个名字。但自那之后，尽管岁月蹉跎，风尘垢面，宠辱无常的人生际遇使人很容易健忘，这两个名字却很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课后，同学中有人曾感慨地提到另外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维系着一段全世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的科学史话。19 世纪中期，法国的勒威耶和英国的亚当斯根据天体力学的理论进行推算，肯定了太阳系中另一个行星的存在。若干年以后，借助于望远镜的进步，人们果然在轨道上发现了那颗行星，它被命名为海王星。王氏父子和这两个外国人大体上生活于同一时代，他们的科学发现客观上似乎缺乏可比性，但是就其在各自的领域所达到的超越性高度，就治学的精深严谨而言，都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悲哀的是，除去在中国，除去搞古典文学中训诂专业的少数人而外，还有多少人知道王念孙和王引之这两个名字呢？

这种同代人的类比随口还可以说出一些。例如，当乾隆大帝祭起一连串攻无不克的“为什么”，罗织《一柱楼诗集》案时，当一群书生的后代身受凌迟哀号震天时，在遥远的欧罗巴洲，一个叫瓦特的青年刚刚捣鼓出了一种叫蒸汽机的玩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喧闹。例如，当王念孙钻进书斋，开始著述《广雅疏证》时，他绝对没有听到法兰西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欢呼和宣读《人权宣言》的朗朗之音。还有……

这样的类比给人太多的感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设想：以乾嘉学派中那一群文化精英的智商和治学精神，如果让他们去捣鼓蒸汽机和轮船，发明电灯，研究《人权宣言》，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对乾嘉大师们不恭敬的意思，他们中的不少人，即使放在中国文化史的长轴画卷中，也堪称第一流人才；他们所达到的某些高度，后人几乎无法企及，因为从个体上讲，他们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学养和毅力，在这种学养和毅力面前，我们永远只能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我只是觉得，从宏观上看，他们的色彩似乎过于单调，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那个色彩相当繁复亦相当辉煌的18 世纪和19 世纪。这种单调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更何况，他们中已经有人在大声疾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