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7/23页）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便开始增强了，中国该怎样发展，如何发展，很多人开始回顾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它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虽然书院在招收生员上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而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提升，由此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它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日的传统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基本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成为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断裂处境，这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张炜认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他在山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就具备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各种书院的相继成立，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和现代书院的创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关注和讨论。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也对现代书院予以了肯定，他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书院在复兴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师资也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麓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做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要有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麓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麓书院请进来，走出去。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