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12/23页）

科举制度作为选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法定的内容、较为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实行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以儒学经典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一套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防止特权侵入，订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具有的上述这些特点，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固，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以后每一个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考试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

科举考试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又成为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思想，又摧残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并成为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在1905年终于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终结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的根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

◎尊师重教的关怀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1977年，邓小平在“教育优先发展思想”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从科技和教育着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