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如何在中国体面地生活（第5/16页）

这种自我以及社会潜意识的要求是否合理？用财富来衡量科学家的价值是否过于低级庸俗？这就要看怎么看待科学以及社会的进步了。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这种低级与庸俗的财富所带来的副产品。几乎每个人在寻求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而财富的积累会改变社会的面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全球的生产终于超过了消耗，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正循环的时代。而如果我们观察当时全球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从那时候起，多元化、和解共存开始真正发轫，最终成为世界思潮中的主流。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敢妄言，但要是说这只是巧合，则未免小看了经济对于社会的影响。

从知识的积累来看，也正是在科学家们能够以自己的发明创造换来更多财富之后，才出现了知识的大爆发。这里固然有知识本身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缘故，但追求知识所创造的价值也未必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个说法，叫做“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果我们的国家里永远是卖茶叶蛋的占了上风，知识与创造本身的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话，袁老先生作为境界远超常人自然可以这么要求自己，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袁老先生的境界吧。而且这个世界总是要有一个衡量标准，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财富的数值。

袁老先生这样受到广泛尊敬的公众人物还依然抱有这样的思想，可见我们对于财富的态度还颇有暧昧之处，这个暧昧之处从袁老先生嘴里说出来，往往更加剧了社会上对于财富本身意义认知的偏颇。就在下看来，我们还是不要把财富妖魔化吧，即使面对着人类最伟大的智力与情操，财富本身也并不逊色，不仅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而且是保证我们前进的动力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条件的话。

当然，我们这里的财富故事往往背后暗影重重，这也直接导致了公众对于财富本身的道德偏见，但那毕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不生孩子源于没钱

说起来人也算是动物的一种，传宗接代虽然被弄得像个道德责任，但实际上怎么看也算是某种动物性的升华。但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能够超越某种低层的动物性，从而在高一些的层面上作出自己的选择。《济南日报》就报道说，某位女士决定不要孩子，原因是自己与丈夫的收入都比较低，不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有了孩子将来也是“穷三代”，于己于人都没什么好处。这个说法当然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根据调查显示有七成的人不赞成这种做法，理由当然各异。

一位社会学教授说的很有代表性：“幸福是什么？难道就是有足够的钱，有名车豪宅？当然了，幸福与物质关系很大，但物质不是幸福的全部内容。不管穷富，养育孩子都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替代的幸福。”——这话当然是看上去挺正确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正确表述之大成。学者嘛，应该有这个本事才行。

国外有个经济学家写过一本叫做《魔鬼经济学》的书，道德层面没有这位专家那么高，他分析美国原本高涨的犯罪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忽然下降的原因时，认为60年代堕胎合法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不具备教育、养育孩子的女士与家庭可以自由地堕胎，使得好多不稳定因素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之下。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而是想要说明，道德判断的高度——比如物质生活不是全部、难以替代的幸福——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贫穷以及贫穷所带来的后果。

现在对于什么“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的讨论不少，其实所谓的“二代”基本都已经开始处于制造“三代”的时期。富与官的二代就不说了，这个“穷二代”倒是可以通过蚁族之类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二。

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之后，也就不会责怪为什么有些极端一些的“穷二代”不想要孩子了。在他们看来，生活是件可以过下去、但活得相当痛苦的事儿。物价一直在涨，工资收入则一直怎么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但付出了全部的积蓄，而且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每个月的收入要精打细算才能支付，一旦没有了这份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何忍用所谓高尚的、非物质的生活境界去要求之？站着说话真是不腰疼。

但问题的重点并不在这里。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物种现在所发展出的社会其实是挺变态的，正当育龄的时候，往往也是人的一生中最需要奋斗、也是经济基础最不稳固的时候，而到了一切都稳定的时候，往往就成了大龄某某，生育的风险加大。在现代社会里，这种状态也不是我们这里所独有的，甚至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这多少也算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