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译者序（第2/9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几个，是一些，是极大数量的自我。所以，那个鄙视周遭的自我，不同于那个在周遭中受难或自得其乐的自我。我们的存在是一块辽阔的殖民地，有不同种类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知。（第396篇）

对于佩索阿而言，“我思故我在”的问题并非出在哲学原理上，而出在语法的主语上。“我思考了什么？我不过是想起了如此多的事物！”“异名者”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在《烟草店》里这样喊道。那些数不清的想法和各种潜在的自我并没有暗示一个一元化的我。异名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更是佩索阿——在缺乏稳定性和中心的自我意识里——存在的方式。实际上，“我思故我在”也正是佩索阿所说的。即便这种自我肯定的方式也变化不定，因为在满怀疑问和客观超然的时刻，佩索阿内省时不无惊恐地默念：“他们思，故他们在。”

疑惑和犹豫是一对荒谬的双能量，支配着佩索阿的内心世界，为《不安之书》提供了素材，是它的零碎地图。佩索阿在写给一位名叫阿尔曼多·科尔特斯·罗德里格斯的诗人朋友的一封信（1914年11月19日）里，解释了他和他的书中存在的问题：“与我的意愿相反，我的心态迫使我为《不安之书》努力写作。可写出来全是片断，片断，片断。”而在之前的一个月，他在写给那位诗人的另一封信里提到，“深切而平静的忧愁”使他只能写一些“琐事”和“《不安之书》的零碎片断”。就这一点来说，由于总是写些片断，作者和他的书永远忠实于他们的法则。如果佩索阿将自己分裂成无数文学角色，这些角色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那么《不安之书》同样是一本无限裂变下去的书，先是这本书，后又变成那本书，先是被这个声音讲述，后又被那个声音讲述，然后是另一个声音，其他声音，一切纷乱繁杂，变幻无常，像佩索阿坐在咖啡馆或窗边观看生活的流逝时，指间升腾起的缭绕香烟。

佩索阿的三个主要“异名者”——被泽尼斯称作牧羊人的阿尔伯特·卡埃罗，古典学者里卡多·雷斯和旅行者阿尔瓦罗·德·坎普斯——1914年突然同时出现在佩索阿的人生舞台上。《不安之书》写于1913年，当时佩索阿的第一篇创造性作品《在隔离的森林里》发表，在这篇作品中，“半醒半睡”的叙述者停滞在“一种清醒的、沉重的无形麻木中，在一个仅仅是梦影的梦里”，讲述起带着双重柔弱虚幻的想象中的漫步：

多么新鲜愉快的惊诧，那里什么人也没有！甚至漫步在那里的我们也不在那里……因为我们什么人也不是。我们根本就什么也不是……我们没有生命可供死神掳去。我们太过纤细脆弱，风都能将我们吹倒。时间的流动爱抚我们，就像微风拂过棕榈树顶。

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了这篇慵懒的长篇散文，作为筹划中的《不安之书》的摘要发表在一本文学刊物上。佩索阿余生都在致力于这本书的写作，但他“准备”地越多，就越难完成它。未完成也无法完成。没有情节，没有计划，正如写一部文学作品所应担心的，这本书的界限愈发变得模糊不清，它作为一本书的存在也变得不那么可行——就像费迪南德·佩索阿作为世界上的公民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本失去方向的书似乎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但到了20年代末——当人们几乎听不到阿尔伯特·卡埃罗（或者他的鬼魂，因为据说这个牧羊人1915年死于肺结核）的声音，也完全没有了里卡多·雷斯（他扮演着葡萄牙的“希腊诗人贺拉斯”角色）的消息时——佩索阿创造了伯纳多·索阿雷斯这个新生命，也就是《不安之书》的最后一个虚构的作者，来完成这本书的撰写工作。在《不安之书》中，超过一半的篇幅写于佩索阿去世前的六年间，角逐他的注意力，我们甚至可以说，佩索阿对这个狂放不羁的阿尔瓦罗·德·坎普斯情有独钟，这个诗人角色和佩索阿相伴到老，在他这个创造者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助理会计索阿雷斯和造船工程师坎普斯在佩索阿的异名所写的角色扮演游戏中从未谋面，他们常常互相竞争，但这两个人物作者是精神上的兄弟，即便他们在现实中的职业相去甚远。坎普斯写散文和诗歌，很多都像是出自，可以这么说，出自索阿雷斯之手。佩索阿在写作时常常不确定是谁在写作，令人好奇的是，在里斯本国家图书馆佩索阿档案馆的25000篇文章中，第一篇的标题就是阿尔瓦罗·德·坎普斯（？）或者《不安之书》。（或者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