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6页）

从大学回来以后，除去吃饭，父亲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别院。因为父母严格规定小孩不许进入那间屋子，所以小鸟叔叔也尽可能地不去靠近它，但还是会因某些契机透过爬满窗户的藤蔓缝隙看到屋里的景象。屋里堆满了书本，空气混浊，阴影重叠，尽管可以照到落日的余晖，却依然十分暗淡。除了一块用以书写的狭小空间以外，桌面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占满。带扶手的椅子上有一块坐垫，坐垫已被磨薄，布套也起了球，无精打采地陷下去一块。这块凹陷是那么小，小鸟叔叔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来父亲的身材那么瘦小啊。

吃完晚饭喝完茶以后，父亲就会站起身来，从厨房的后门走出去。留下的三人既不会对他说“走好”，也不会对他说“拜拜”。被隔离在院里绿色深处的小屋，是哥哥的语言绝对传达不到的空洞地带，它吞噬了父亲的身影。当别院的门关上时，父亲就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

小鸟叔叔晚年的时候，时常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哥哥的语言录下来。录音设备变得越来越方便，只要能够想到，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留下记录的。但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里，他没有产生过哪怕一次这样的念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使用者，哥哥与那种语言联系得是那么紧密，那么浑然一体，所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将它们剥离开来单独进行录音。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小鸟叔叔回忆起哥哥，想再听听哥哥讲述那无比自由而又可爱的独创语言时，总会发觉无法实现。这时，寂寞成倍地增长。

不知什么样的经过，母亲曾尝试请语言专家来听哥哥的语言。儿子不是胡言乱语，只是我们听不懂罢了，在某个遥远的国度，有许多人真真切切地在使用这种语言，不知什么时候他悄悄地学会了，悄悄地……她想。也许是觉得哥哥发出的语言只有小鸟叔叔一个人可以领会，实在太令人伤感；也许是觉得哥哥只是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了一门罕见的语种。不管怎样，那时的母亲拼尽了全力。

作为翻译，小鸟叔叔也一同参加了那场拜访。那时，哥哥十三岁，他六岁。语言学家所在的研究机构坐落在一座遥远的海滨城市，需要搭乘近三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那是母子三人一起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

哥哥拿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篮子，里面装满了重要（虽然并非出门必需）的东西。每经过一站，他必会“咔嚓”一声打开按扣，清点里面的宝贝。玻璃弹珠、小夹子、小碘酒瓶、卷尺、棒棒糖。先把玻璃弹珠放在阳光下看看，用小夹子夹夹自己的大拇指，再打开碘酒瓶闻闻味道，拉开一米长的卷尺再卷好，最后小心翼翼地摸摸棒棒糖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收好。清点完毕之后，哥哥就会把它们按照固定的朝向放回篮子里的固定位置，重新扣好按扣。

“没关系，不会丢的。”

母亲说。

“我们帮你看着。”

小鸟叔叔说。

但在抵达终点站之前，哥哥的清点工作一直不间断地重复着。

研究所是一幢古老又阴森的建筑物，两端排列着几扇门，黑亮的走廊长长地看不到尽头。母亲紧紧牵着哥哥的手，小鸟叔叔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后面。时不时地会跟一些人擦肩而过，没有一个将目光停留在这明显是外来者的母子身上。昏暗中，只有篮子的按扣闪烁着朦胧微光。

语言学家是个有点驼背的老人，说话声音又低又含糊。他显然并不欢迎三人的到来，母亲递上一盒作为手信的点心时，也只是露出一副厌烦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呼吸器官有什么病，老人说话时经常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咳嗽声，仿佛喉咙随时都会破裂一样，让小鸟叔叔心惊肉跳。

不久，小鸟叔叔的注意力就被研究室桌上摆放着的录音设备吸引了，他把语言学家的冷淡和可怕的咳嗽都抛在了脑后。那个设备比他曾经见过的任何机械都更有魅力：大大小小的旋钮让人忍不住想转转看，左右摇摆的指针仿佛受惊的昆虫触角一般，磁带的曲线描绘着神秘，这些都俘获了小鸟叔叔的心。

语言学家将画有图案的卡片展示给哥哥看，并让他回答画里的是什么。

“勺子。”

“瓢虫。”

“草帽。”

“小号。”

“长颈鹿。”

哥哥用自己的语言回答。

这些卡片不知被语言学家翻开过多少次，每一张都褪去了鲜艳的色彩，沾上了手上的汗渍，卡片的背面还被贴上了几层固定用的胶带。瓢虫的一条腿不见了，小号的喇叭口中喷出了奇妙的污渍，长颈鹿的脖子折了，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测试的内容实在太简单了，哥哥当然全部答对了，但知道答对了的人只有小鸟叔叔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