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作者与深层意蕴（第4/6页）

天下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不都是希望他们“尽可能不要知道下面有多深”吗，所以，我父母对于这次事件才会看得比我更加严重吧。他们一定非常担心，希望我不要在这里跌得太重。

芭娜娜把人生的保护网比喻成蜘蛛网，如此脆弱的喻体带有一种明显的意义指向——这种保护实际并不可靠。因此，“我”在探访高梨遭遇打击之后，并没有回家寻求保护，反而首先想到逃避家人的安慰（也是由此才得以遇见西山）。最后“我”能够重新回家，则是因为发自内心地重新认识了生活。

同样，《一点儿也不温暖》中，反复出现的灯火比喻，也是要说明温暖源于自身。小说前边就留下一个伏笔：小诚告诉“我”，他能从“我”身体里看见一个“圆圆的、漂亮的，可是很寂寞的东西。像萤火虫似的”。谜底在结尾处揭开，小诚明确地说，“灯火一点儿也不温暖”，是“灯火中的人，是他本身内在的光亮映照到了外面，所以才会让人觉得又明亮又温暖。因为，即使开着灯也还觉得寂寞，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呀”。这时读者也才豁然开朗：原来不温暖的是环境、命运，而温暖来自人的内心。“隐含作者”借死去的小诚之口，以小诚告诉“我”的形式，把这个道理告诉了读者，并且又通过“我”再次确认：“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觉，那真的是我自身的光亮”，“像样板间那样的地方不管多么灯火通明，也不会让人有任何感觉”。

《尽头的回忆》五篇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自己的领悟还是典范形象的榜样性启示，抑或某个人物一语道破，总之，“隐含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放弃追忆，感受当下。

为了使这一主题更加明确，“隐含作者”时时从文本中现身，置身事外，直接向读者陈述人生思考。如《“妈妈——！”》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在医院苏醒过来，与前来探视的同事议论事件的经过，这时，叙述主体突然脱离情节，告诉读者，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我”，当时“对于这件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全都浑然不觉”。这种“隐含作者”直接插入的情况，在五篇小说里频频出现。《幽灵之家》中，“我”刚刚在说有点担心幽灵会减损岩仓的生命活力，紧接着是“说不定，那段时间，尽管我自己都不曾那么想过，但有可能已经相当迷恋岩仓了”。语气从主观倾吐跳转为俯视全过程的客观评价，如同一个旁观者在讲述他对别人的观察。有时，“隐含作者”现身后发表大段的议论，甚至造成情节的停滞或中断。《尽头的回忆》开篇，“我”与西山边吃盒饭边聊关于幸福的话题，紧随西山话音的，是“隐含作者”的一番人生感怀：“……事物绝不可能按照人们自己的愿望去发展。或许下一个瞬间幸福就会降临，或许一直等待下去也无济于事。恰如海浪或天气的变化一样，谁都无从知晓。”两人后来是否仍继续谈论幸福，抑或又聊了其他问题，都不得而知。小说由此转到讲述西山的身世。

最极端的表现是《小朋的幸福》。在五篇小说中，这是最短的一篇，也是唯一以第三人称叙事的一篇。故事的展开如同小朋的恋爱一样缓慢，经过五年的等待，小朋内心的期待终于有望成为现实，心仪已久的三泽开始邀请她吃饭了。这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他们的谈话刚刚开始，小朋心里想说的话还没说出口。这时，笔锋突然一转：

“现在，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写下这些文字的并非小朋，而是一个窥见了小朋人生的小说家，但是这位小说家实际上也并非自己在写作这个故事，而是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力量——简便起见在此暂且称之为神灵——的召唤而写作的。”

整篇小说就像是舞台上的序幕一点一点地终于快要拉开时，忽然钻出一个人，向观众们宣告演出到此结束，同时解说上演这出戏的目的。这个钻出幕布直奔主题的人，就是文本背后的“隐含作者”。他如此迫不及待地直接登场，是要告诉人们，虽然神灵的“力量太过微弱”，无法改变小朋与父亲生离、与母亲死别以及遭遇强暴的命运，但是它仍然“以透明的目光注视着小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珍贵的东西”。这看似节外生枝的文字，是芭娜娜特意安置的理解小说深层含义的钥匙。在一个柔弱女孩孤苦人生的表象背后，是她“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珍贵东西”的努力。母亲去世的那个夜晚，小朋匆匆赶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乡下的外婆和姨妈还在路上，父亲已是别家的成员。在急救医院来往穿梭的人群中，有人被救护车送来，最终得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去，而小朋却再也不能跟母亲一起回家。即便是这样，倚靠着树干的小朋，却能够看到树枝剪影的美丽，能够感到树干的温暖，以及夜空的光耀、夜风的抚触、星星的闪烁和昆虫的低鸣。这一切，正是此时此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