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突然出现的生母（第2/5页）

晚上，我结识了卢塞特和玛丽-凯蒂。在中心的点唱机上，我们听了《迈克尔回来了》。她们俩都跟我有点像，穿着也一样。其他的女孩们都走mini maxi路线——一条黑色迷你裙，外面穿着黑色大外套，一双黑色的及膝长靴。但我觉得这种潮流既粗俗又不精致。事实上，我十八岁了，但还不知道男女间的两性吸引，我天真得让人沮丧。

一周的适应期结束后，多亏了《法兰西晚报》，我进了一家睡袍制作工坊。在二区的桑提业路一号。我的任务就是把睡袍叠好放进纸箱中，每箱放十件。一个无趣而令人厌烦的工作。但我还是要好好工作。我用眼角偷瞄了旁边工作室中女裁缝，看她们如何裁剪制作睡袍所需的布料。她们的机器让我向往。我想在她们的位置上制作衣物，但我还太年轻了。我不得不转移目光，继续关注面前的纸箱。这太让人沮丧了。

一天，我又在医院醒来了，在“门口”部门，也称临时住院部。这里有点像一间前厅，病人们在进入急诊之前要在这里等候。为什么说是“门口”？这还来自于收容所时代，当时的修女在门口接待贫苦的人，然后决定是否收留他们。如今，我们把这一服务成为UNCD——短期收容单位。当然了，“门口”服务不会有多豪华奢侈。我来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有霉斑。事实上，我刚刚经历了癫痫发作。但问题是，在1972年，还没有医生认识这种病。“好吧，小女孩，发生了什么？”他们问我。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完全记不得了。我精疲力竭，就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但我一点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天后，有人用担架抬着我去了精神病部，那是一间双人房。在我旁边，平躺着一位一动不动的小个子女士，她呼吸很沉，手脚都被绑了起来。她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眨都不眨。她只有颌骨在动，但没有声音，仿佛在咀嚼想象中的食物。我为什么到这来了？没人注意我。我躺在床上，等着有人对我说些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好了，我的小女孩，发生了什么？”还有人继续问我。“我已经跟您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是事实。然而，他们都觉得很蹊跷。几个小时之后，一位护士给我拿来了药。一只小的白色平底杯，还有三个药片和滴剂。

这些滴剂是硫利达嗪，这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精神病药物，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好了！关于癫痫的信息记载确实太少了。我于是成了“精神分裂”。吞了这些苦味的药剂之后，护士让我吐舌头。为什么她想让我吐舌头？从来没人让我这样做过。这是，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之前甚至没听过“精神分裂”这个词。我也一点不在意，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自己病了。但我看得出来有些事情不太对，但我自我感觉很好。情况变得完全无法控制了。

第二天，我发觉我所处的部门比之前住院的地方都要严格。中午：药片和午餐。下午：再吃药。晚上：再再吃药，晚餐，上床。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最好的状态也是半昏睡。一夜之间，我的身体变得异常沉重，难以动弹。我无法正常地自我表达，就像是颌骨被卡住了。之后的日子也一样。有时候，会有人带我去看精神病医生。问好后，我就让自己倒在扶手椅上，等着发生些什么。“好了，我的小女孩，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问我。唉，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您至少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吧？”不，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我什么也答不上来，这似乎让这位精神病医生很郁闷。他等我开口。半小时的沉默之后，他把我送回了房间。当然，我也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克利希的博容医院，纪龙德省的功能锻炼中心，我在这些地方待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而我却对自己说这只是我能回忆起的一小部分，药剂阻碍了我的思维。

终于，这奇怪的制度进行了几天之后，弗朗索瓦兹，那个我在蒙特勒伊见过的女教员来了。社会健康指导机构就是我的监护人，她过来把我带回中心。离开之前，护士给了她我要服用的药物清单：硫利达嗪和三种药片。自从来到精神病科，这些药物我每天都要服用三次。医嘱很明确：要继续治疗，每周看一次神经科医生。

与神经科医生的会面每次都在沉默中进行，三次预约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对于药片，我也很快明白该怎么办了。弗朗索瓦兹第一次给我药时，我在吃完后立即伸出了舌头，就像在医院里学的那样。“不用了，我相信你。”她对我说。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个鬼脸是为了让护士确定你已经吞下了药物。很显然，为了让大脑运转起来，我决定背叛弗朗索瓦兹的信任。我只要假装吞下这些可恶的药，然后把它们扔进垃圾箱里就行了。中心不止我一个人吃药。早晨，所有女孩都离开房间下楼，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新的一天从在弗朗索瓦兹那儿领药开始。我们进了她的办公室，她把药递给我们，数了10，20，30，40，50滴的硫利达嗪，把它们滴进一只多莱斯玻璃杯中。之后，一旦她转过身去给别的女孩准备玻璃杯，我就把这五十滴硫利达嗪倒进她办公桌旁边的绿植中。至于药片，我会像仓鼠一样把它们藏在腮帮里，过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把它们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