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要谦虚，才能体会大智慧的包容，感受真力量的温顺。（第5/13页）

我反对他这种做法。“你这样想，”我对他说，“假设这栋房子现在还只值130000美元——而很可能已经不止这些了——你是倒贴给这家人20000美元，让人家买你的房子。”后来他自己也弄明白了那栋房子的实际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慷慨”。

这件事情让我更对吉姆的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他小时候，他的单亲母亲为了养活他和他的哥哥，要同时打三份工。他和他的妻子保拉当时也并没有赚到很多钱。我回家之后把吉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告诉了克莉丝汀。这件事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

大约一周之后，吉姆打电话给我。“老兄，说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他说，“那栋房子值180000美元——现价！”

我笑了起来，提醒他说，如果照他之前的决定来算的话，他就要白白送给那家住户70000美元。“那家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价格定为150000美元。他给出了30000美元的优惠，这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家住户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听着，军士长，”我告诉他说，“如果那帮笨蛋不买的话，我希望你能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因为即使房子有点问题，但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慷慨的事情。”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就买了下来，然后花光了所有的抵押款来装修这栋房子。

四年之后，当我们又得搬家的时候，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一个房地产中介得知我们想自己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嘲笑我们说：“在眼下这个市场上，不通过中介，你们绝对没法卖出去。”

结果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卖了出去。怎么办到的？

我们像吉姆和保拉那样，以低于市场价2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我们赚到的钱跟通过中介卖掉房子能赚到的数目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份慷慨传递了下去。（我还跑回去找那个中介，同样嘲笑了他一番。）

这就是那个大嗓门、大大咧咧的新泽西男人教会我的。同时，他还教会我的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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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政治当中，谦逊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军队送我到乔治城大学政策管理专业进行一年的全日制学习。

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可以帮助某个竞选者组织竞选活动，但是军人不允许着军装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就是服从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军官应该要了解政治，但是不能有党派意识。

我可以做到没有党派意识，但是我对政治却并不了解。因此，就像沙特阿拉伯的那段经历深化了我的宗教认识一样，在华盛顿以及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意识。

我们学习“决策”时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办法——永远都不存在。对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治决策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而是找到反对意见最少的那一个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我们采取的政策或实施的计划都是最可行，而不是最优的；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完美的；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而不是最想要的；是最实际的，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还会一直是这样。

在那一整年的学习当中，我亲身感受了谈判的规则和要领。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政治家都明白，有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选票（甚至是降低标准）来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我认识到，这种时候的妥协已经不仅仅是种美德了，而是一种需要。

也许，对于已经33岁的我来说，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让我感到如此惊讶，但我确实是被震惊了。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那些要容易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一些博学者之间的辩论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政治理念完全对立的大卫·布鲁克斯和E. J. 迪翁两人之间的辩论。我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人可以在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效仿他们，我也时常会发起一场牛津式的辩论。

我还学到了，不要理会那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把语言当作攻击武器的学者。

当然，关于政治学，我学到的还有很多。接受政治与法律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事实，是帮助我认清复杂局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很像：为了能坚持下去，必须要压住火气，不要随便开战，不要侮辱对方，不说绝对的话。可以有些善意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协，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