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去追求和体验强烈的情感和生命的活力，甘于冒险而不贪图安逸。（第7/10页）

上路三个小时之后，我们经过了田纳西州。当时，我们原本打算停下来过夜，但是简单地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赶路。

大概开出半英里之后，我看见克莉丝汀把车开上了路肩，好像是要停下来。我不知道她想要干什么。

可就在那时，她的皮卡直接冲出马路，掉进了一条又长又深的沟渠里。我们俩当时的车速都是70英里每小时。那辆皮卡上下剧烈颠簸，仿佛是要彻底颠倒过来，最后终于扎进了一片树丛里。“天哪，天哪，”我心想，“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

我疯狂地跑到离马路有30码深的沟底，而车厢里的景象让人难以相信。克莉丝汀脸色苍白，紧紧地握着方向盘，马修把脸埋在他的毯子里小声地呜咽着，音箱里传出刺耳的音乐——迪斯尼歌曲——浓烟正从排气管里涌出来。

“克莉丝汀！”我大声喊道，“你还好吗？”

她脸上是一种极度惊恐的表情。没等她回答，我就把她从车厢里拉了出来。

最后她终于哭了出来，发疯似的挥舞着胳膊：“我睡着了，我毁了你的新车！”我用力扶住她的头，将她的脸贴近我的脸，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寸，我直视着她的眼睛，轻轻地说道：“别管卡车了。”

接着我把她揽入怀中，紧紧地抱着她，轻拍她的后背，尽力让她平静下来：“没事的，没事的。马修也没事，我们得打起精神来。”几分钟之后，过路的人和一名警察帮我们清理了一下现场。

离开事故现场之后，我发现就在克莉丝汀出事地点几百英尺的地方，就是宽大的水泥桥墩。如果撞在了桥墩上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皮卡不能开了，搬家车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行李，我们只能把所有的盆栽植物都留下来，其中有一株吊兰在五年前我们结婚时被摆在了婚礼的圣坛上，之后便一直跟着我们。修车厂的老板帮我们将所有的盆栽植物放在一个大的存储仓库里。

一个月之后，我们驱车去田纳西州取回修好的皮卡。当修车厂老板打开仓库大门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的盆栽植物都枯萎而死，只有一盆还活着——那株吊兰。它看起来饱受摧残，但毕竟是活下来了，而且一直活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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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搬家，生孩子是我们俩婚姻生活的另一个压力来源。在我们生活在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那四年里，生活让我们经历了“不育症”的严峻考验。

1998年，经医生诊断，我患有“临床不育症”。该诊断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医学并不是一门百分之百精确的科学。而多年以后在与癌症的抗争过程中，我们又再一次对这种观点深有体会。

“什么叫‘临床不育症’，医生？”我问道。医生告诉我说，一般来说需要有5000万个精子才能成功使母体成功受孕，其中必须至少要有3000万个精子是健康的。但是我能提供的精子不足100万个，而且其中99%以上的要么是不成形的，缺少精尾，要么是无法直线游行的——后来我和我朋友还开玩笑地说，这其实就是在形容我的人生啊。

“但是，”医生笑了笑说，“只要有一个是健康的就可以了。”

在概率这么小的情况下，受孕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件让人倍感压力的事情。

中间克莉丝汀还有过一次流产，让人觉得很可气。其实只不过是个枯萎卵，即未受精的卵细胞造成的怀孕假象。后来我跟克莉丝汀开玩笑说，她太想怀孕了，所以想抛开我一个人怀上。

有人建议我们尝试体外人工授精，对此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种方法昂贵的价格——每次1万美元。一般要三次才能成功。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越是讨论下去，我们的压力就越大。

2000年1月份，我们咬了咬牙，签下了合同，开始尝试人工体外授精。大约一周之后，克莉丝汀说自己的月经推迟了。我们俩还开玩笑地说，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但我还是让她试了试验孕棒。

虽然最后验孕测试和验血结果都证实她的确是怀孕了，但我们俩还是不敢相信，担心像上次一样，是枯萎卵。

9周之后，当我从利文沃斯堡的一个军校抽空赶回家看一眼的时候，发现克莉丝汀正躺在沙发上哭。她刚刚做完第一次超声检查。我的心一沉。“天哪，不要再出事了。”我心想。

“看这图像。”她用绝望的声音说道。当我接过图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图像上有个用笔画出的圆圈，旁边标注着“1号婴儿”，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圆圈，标注着“2号婴儿”。

“双胞胎？”我满眼泪水地问道，“天哪，我们会有一对双胞胎？！”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也就是异卵双胞胎，就像我和我的双胞胎弟弟一样。“那你到底哭什么啊？”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