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不要贪图舒适，面对重压和困难，要勇敢地接受挑战。（第6/9页）

大多数孩子都用抗生素或滴耳剂来消除炎症，可对我来说，这些方法要么不准用，要么不奏效。我的医生不喜欢用抗生素（他觉得人们都是在过度使用抗生素），滴耳剂又不管用。在我五岁到十六岁之间，医生曾经四次在我耳膜上切开小洞，插进一根小塑料管，把里面的液体导出来。

每年夏天，我至少有两周是在被耳痛折磨着，或者是在用拇指狂戳自己的耳朵。每到晚上更是疼得睡不着觉。家里没有人会抱怨我夜里哭，但是我会在家里找各种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别人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经历会给成年之后的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就像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一样，也许我从小就在学着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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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一那一年，我承受了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痛苦——这是那种我宁愿耳朵疼也不愿去经受的痛苦。

我上的是傻瓜高中（真的，学校就叫这个名儿），一所天主教男校。我最不喜欢的一堂课就是体育课。我喜欢课上的活动，但是讨厌每次下课要做的事情：洗澡。因为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男孩儿来说，像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时那样赤身裸体是一件罪恶羞愧的事情。

每次洗澡我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守规矩：管好自己，洗好就出去，穿好衣服，不准开玩笑。

但是刚上高一三个月之后，这条规矩就被无情地践踏了，而我则非常不幸地成为了这次“惨案”的受害者，那件事造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整个高中四年的生活。

那天洗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突然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大喊：“嘿，你们都看见了吗？韦伯洗澡的时候小鸡鸡都竖起来了！”他就站在和我隔着6个储物柜的地方，而且是同一排。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脸上露出的那种狂妄的笑容。

我僵直地站在那里，盯着我的储物柜。我要不要回应，就傻站在这里吗？也许没人听见他说什么。也许我假装没听见就好了。

他竟然又重复了一遍，这话就像一根带电的赶牛棒戳中了我。随后，另一个男生也跟着起哄，接着其他男生也纷纷加入这场哄闹。我想让大家把这当作一个玩笑，于是就说：“不错啊，肖恩，这玩笑挺有意思。”

“少来啦，韦伯。别假装没有这回事儿啦，兄弟。”他回答说。

然后他又扯着嗓子对着天花板喊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最好带上有绳儿的肥皂，防着点儿韦伯，省得他在你背后攻击你。”当时我感觉胸部就像受了一记重拳，于是立刻冲出了储物室，祷告上帝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

在高一接下来的时间以及高二整整一年里，我都因为这件事而被奚落。在我高三时，学校与一所女子中学合并改名为克热汀-德拉姆学校之后，对我的这种嘲弄仍在继续。

这种经历是很难客观地去描述的。其实我并不是一直被大多数同学不停地欺负。这种嘲弄也只是间歇性的，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的心里往往就充满了恐惧。

不管我说什么或做什么——比如，一笑置之，沉默不语，不以为然，或是指责他们无凭无据，以武力相威胁——这些都无法让这场噩梦结束。当发现口头上的嘲弄已经不足以激怒我之后，有人就在我的储物柜上刻上“小鸡鸡”和“鸡鸡男”。

我妈妈想让学校管理层出面解决这件事情，结果却让我受到新一轮的嘲弄，比如“看啊，还得让他妈妈出面来帮他解决问题”。

这是我一生当中遇到过的最痛苦最棘手的社交问题。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段时期了，但是现在回头想想，那段经历其实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锻炼了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对我以后的生活至关重要。

我读高一那年，来自家里的压力也很大。我的母亲受够了父亲的饮酒问题，以及他给这个家带来的影响。其实父亲并不会喝醉之后打人或者酗酒成瘾，但是饮酒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调剂了。他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还和另一个女人有染。他不止一次在车道上撒酒疯，差点儿把警察都招来了。母亲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他如果不把酒戒了，就永远别再进家门。

父亲和母亲分居四个月了，我们不知道父亲还会不会回来，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无所谓。尽管我们都知道，父母之所以分居，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父亲饮酒这件事儿，但这都不重要了。每天看着母亲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掉眼泪，我们就非常气愤，特别想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