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第6/10页）

搜查在早晨结束。搜查人员下令说：“收拾一下东西吧。”保姆已经叫醒了儿子，在离家之前我还来得及跟儿子小声说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爸爸妈妈的事情。”这样他才活了下来。（他把录音机挪得离自己更近些）请录下来吧，趁着我还活着，趁我……还活着……

我在写贺卡，其实已经没人可寄了……经常有人来问我说：“为什么您一直保持沉默？”“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我当时认为罪人是那些叛徒——亚戈达[15]、叶若夫，而不是党……但五十年后很容易判断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呵呵，人民都嘲笑我们这些老傻瓜……那个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前进，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我被单独关了一个月。禁闭室和石头棺材一样，头宽腿窄。我和落在窗外的一只乌鸦混熟了，常常喂给它一些面包渣吃。从此以后，乌鸦就是我最喜欢的鸟儿。在战争中……战斗结束了。一片寂静。伤员得到救治，死人躺在地上。其他的鸟儿都没有了，只有乌鸦还在飞。

他们审问了我两个星期，问我是否知道我妻子有个姐姐在国外。我只回答说：“我妻子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调查员的桌子上放着检举材料，签字人竟然是我们的邻居，我怎么都无法相信！我认识那个签名的笔迹。他是我国内战争时期的同志，一个军人，军衔很高，他甚至还一度爱上了我的妻子，引起我的嫉妒。对，是的……我很嫉妒……我非常爱妻子，我的第一任妻子。调查员详细地向我转述了我们的对话。我明白了，我没猜错，就是这位邻居……我们夫妻俩所有的对话他都听到了。我妻子的故事是这样的：她出生于明斯克，是白俄罗斯人。《布列斯特合约》[16]后，那块白俄罗斯土地归了波兰。她的父母和姐姐就都留在那儿了。她父母很快就去世了，姐姐还曾给我们写信说：“我去西伯利亚也比留在波兰好。”她就是想生活在苏联。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很多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不只是普通人，还有西方的精英，比如作家阿拉贡[17]、巴尔布斯[18]……十月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句话是我在哪儿读到过的——我现在还读很多书。（停顿）我的妻子成了“敌人”，就是说她得参加过“反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就想编造一个“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地下活动”……“您妻子都和谁见面？她把图纸转给谁？”哪有什么图纸啊！我一概否认。他们就打我，用皮鞋踢我。他们全都是自己人。我有党证，他们也有党证。我妻子也有党证。

又把我关到普通牢房……一间牢房里关押五十个人，每天只能放风两次。其余时间呢？该怎么向女性细说这种事情？在监狱入口处有一个大桶。（愤怒）你们去试一下，坐在那儿，当着众人的面排便！吃的东西就是一盘子鲱鱼，但是不给水喝。牢房里有五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有日本间谍，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头——他是因为一个马厩失火被抓起来的，还有一个大学生是因为说政治笑话：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相片，喇叭里播送着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合唱团在唱斯大林的颂歌，艺术家朗诵斯大林的颂诗。这是什么场合？是纪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晚会。（我笑了，他却没有笑）大学生被判处十年劳改，不得减刑。还有一个司机，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像斯大林，确实长得太像了。还有一个洗衣房管理员，一个剃头匠——他不是党员，还有一个磨光工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不过也有一个民俗学家。一到晚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童话故事，所有人都来听。检举这位民俗学家的是他自己的母亲，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被转押别处之前，只有那么一次，母亲托人给他送来一包烟。是啊……一个老社会革命党[19]人幸灾乐祸地说：“我真开心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居然也坐在这儿，和我一样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反革命！我当时以为苏维埃政权没有了，斯大林也不在了。

孙子讲的政治笑话：

在一个火车站里，挤着好几百人。一个穿着皮衣的人绝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谁。可找到了！他走到另外一个穿着皮衣的人跟前：“同志，你是党员还是群众？”“我是党员。”“那么请你告诉我，这里有公共厕所吗？”

东西全收走了：腰带、围巾，连皮鞋上的鞋带都抽走了，凡是能够用来自杀的都收走了。但是如果想自杀还是可能的。我有过这个想法，对，是有过……用裤子或者内裤松紧带都可以。他们用沙袋击打我的肚子，肚子里的东西都出来了，就像虫子一样。还把我挂在钩子上。简直就和中世纪一样！打得你全身流血，身体几乎不受控制了。到处都出血，要忍受痛苦，还有羞辱！还不如死来得简单……（停顿）在监狱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志，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党员。他在专科学校教书。全都是熟人……在小圈子里聊天，有人大声读《真理报》，上面有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听取关于母马受精问题的报告。他就拿起报纸开了个玩笑说，现在党中央没有别的事情，只有处理母马受精。他白天说了这番话，晚上就被抓走了。他们用门夹他的手指头，手指就像铅笔一样被夹断了。拷打者们日夜都戴着防毒面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