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传 第一部（第3/8页）

拉斐尔说：“亲爱的莫尔，你有两个地方不对。一是就我；二是就事情本身。因为我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博闻强识。即使我有那样的学识才能，在扰乱我的平静生活后，我也没有精力去报效社会了。首先，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崇尚武力，我不懂武力，也不愿去追求。他们更多的是想方设法去巧取豪夺，扩张疆域，而不是通过和平友好的活动去搞好周边关系，并且治理好自己已经获得的疆土。其次，朝廷大臣都的确深谋远虑，无须别人建言献策；或者有些人是夜郎自大，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然而，他们却齐声附和着君主的头等宠臣的荒谬建议，希望通过阿谀奉承得到提拔。本来，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见解最独到，是人情之常，就像乌鸦和猴子认为自己的小崽是最美丽的一样。

“在那些对别人的见解持藐视态度而重视自己的见解的人群中，只要有人提出了曾经历史上出现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事情，这群人就会觉得他们的名声受到了严重损害，甚至被世人当做欺世盗名的小丑，除非他们可以在别人的见解中挑出毛病来。当他们的劣行告以失败后，他们便为自己随意找个借口‘这是我们先祖喜爱的东西，希望我们可以拥有先祖那样的智慧’，然后，他们认为这样的借口似乎结束了全部问题，堵住了悠悠众口，稳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的意思就是，假如一个人在见解上比我们的先祖更聪慧，将是十分危险的。然而我们总是漠视先祖的那些聪明才智。不过我们的先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那么明智，这就成为我们从中发现他们缺点的有力把柄。我曾经在许多国家碰到过这种傲慢与偏见，其中一次是在英国。”

“什么？”我说，“你还到过我的国家？”

“是的。”他回答，“我在那儿停留过四五个月，那是在英国西部人民起义反抗英王惨遭失败后不久。很多人惨遭杀害，起义被镇压了。那个时候，我很感激尊贵的约翰·莫顿^{10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是英国大法官。亲爱的彼得———莫尔十分了解红衣主教，不需要我再多说———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是值得尊敬的，不仅是他德才兼备的品质，还有他谨言慎行的情操。他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但是依旧神采奕奕，一点儿也不显得老态年迈。他举止稳重大方，谈吐温和可亲。他喜爱用严肃犀利的言语对前来求见他的人加以考验，他丝毫没有厌恶之意，只是想观察一下对方随机应变的能力与胆识。临危不惧、泰然自若是他所赏识的，只要不过于恃才骄狂，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去很好地处理公共事务，所以他对他们表示出由衷的嘉许。他的言语优雅精练，精通律法知识的他，还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正是他先天的优势，与后天的历练，使他整个人趋于完美。}

“英王十分尊重他的意见。我在英国的时候，他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学校被选入了宫廷，着手处理国家大事。历经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从而在大风大浪中历练成了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这样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是难以忘记的。

“一天，我正和他一起进餐，在座的还有一个精通英国律法的教外人。不知怎的，这个人偶然谈起英国当日对盗窃犯执法的严峻，并对其大加赞誉与恭维。他说，被送上绞刑架的人有时候一次就超过二十个。令人诧异的是，很少有逃脱法网的窃贼，但是全国依然盗窃横行。当时我当着红衣主教的面，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我的看法。

“我说：‘你不必诧异，这样对盗窃犯的惩罚过于残酷，同样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因为对于盗窃犯来说，这是过于严厉的惩罚，但是又不能从根源上抑制盗窃行为的发生。本来盗窃就不是多大的重罪，不应该处以极刑。而那些除了盗窃外走投无路的人，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再重的惩罚也阻止不了其去盗窃。在这一点上，你们国家和很多国家一样，就像那些迂腐的教书先生，宁可去打学生板子，也不去从思想上教育他们。与其用惨无人道的刑罚去对待盗窃犯，还不如在思想上教育他们，教会他们谋生之道。这样他们就不会冒着被处死的可能去铤而走险。’

“这人说：‘在扶贫方面，我们国家采取了充分的照顾。他们可以务农，也可以去做手艺，除非他们自甘堕落。’

“我说：‘你真以为这样就是帮助他们了吗？不是的。我姑且不说那些在国内外战争中因为伤残被遣回家中的士兵———就像在最近的英法战争和与康瓦尔人的战争中的伤员。这些忠于君主的士兵，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最后落得一身残疾，就不能再当士兵了。他们年纪又大了，无法快速学习新的谋生技能。这些就不多说了，因为战争不是天天都有的。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每天都会出现的情况：有大批地主贵族，他们像蛀米虫一样，整天无所事事，靠着剥削别人来养活自己———就像压榨他们的佃农。他们最大限度地欺压这些农民，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斤斤计较的，否则他们肆意地挥金如土，不久就会变得一贫如洗。这些游手好闲的贵族，还养着一群游手好闲的随从。只要他们的主人一死，或者他们自己生病，便立刻被扫地出门。因为贵族们宁愿花钱养闲人，也不愿意养病号。主人的继承者往往也是游手好闲，无力支撑起偌大的门户，更加无力去养一群游手好闲的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