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草叶葳蕤（第14/25页）

他从那所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是2005年，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毕业之后，他发誓再不回县城，便留在杭州开始找工作。和二十岁出头的小孩子们挤了几天人才市场他才发现，自己的年龄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当年在交城县做小学老师的时候，只想着通过上这大学便可以跳进城市了，从此以后，后半生就要改变了。没想到，等他千辛万苦把大学读完的时候，他突然惊恐地发现大学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读完大学可能只是一种失业的开始。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们这些油画专业的学生找工作的艰难，很多学生最后被迫选择了去当老师——中学老师，甚至小学老师，只要能留在这个城市里，小学他们都愿意去。上学的时候，很多美术专业的男生都是长发飘飘，等到找工作的时候，个个都理成了最规矩的短发，穿着市场上买来的劣质西服，开始忙于各种面试。

人才市场里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到处是穿着黑西服的学生。李天星挤在这样一簇一簇的黑西服中间，恍然有种错觉，觉得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正聚在一起举行一种盛大的集体节日。他们穿着相同的服装，做着相同的事情，把自己的简历高高奉上的动作就像一种祭祀行为，虔诚地、急切地、恐惧地，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端庄、恭敬和谄媚，都前所未有地伶牙俐齿，都前所未有地害怕被驱逐出这集体的节日。他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后面，跟着他们递简历，跟着他们赔笑脸，跟着他们过节日。

这是属于这些大学生的节日，盛大的、隆重的、无一人可以幸免的节日，而他夹杂其中却像一个走错地方的凄凉老人。就是站在这人才市场的人流中，他想起了多年前下岗工人集体拥上街头抢食的场面。他忽然明白了，确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节日，他只是碰巧把两代人的节日都赶上了。

年龄上没有了任何优势，在校时获得过的一个油画小奖也没有给他帮上任何忙，而他是坚决不愿再去一所小学当老师了。好不容易才从一所小学里逃出来，再自投罗网地投进另一所小学，简直是鬼打墙。就这样，在待业三个月之后，他草草地选择了一家广告公司去做美术设计。

他在电话里告诉杨国红他现在是白领了。他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早晨八点之前必须赶到公司打卡。打卡之后，全公司的员工集合起来，男女老少围成一个大圈，手拉手开始唱《明天会更好》。每次站在公司的标牌下跟着一群人唱这支歌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宣誓的恐惧感，每次唱到“明天会更好”那句时，便会不由得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接下来就是举国歃血为盟，奔赴前线了。每天早晨的公司例歌成了对他的酷刑，设计的方案又屡次被总监打回。总监甩着一头油光可鉴的头发对他挥舞着手咆哮着：“你没有任何广告的感觉。要感觉，要找出适合市场的感觉。你不够虔诚，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做设计的吗？每次作图之前我必定沐浴焚香，穿着丝麻衣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寻找灵感。你以为灵感是谁想找就能找到的？”

另一个让他感到恐惧的问题是，他眼看就要三十岁了，他觉得这回自己真应该结婚了。为此，他悄悄托公司的一个同事给他介绍女朋友，见人家答应下来，便高兴地要请人家吃饭。想来自己好不容易混进了城市，又读完了大学，已不再是当年县城里的小学老师，找个女人结婚总应该容易些了。但那同事迟迟没有给他介绍女人，他有心催催人家，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有事没事往那同事的部门凑。时而去冲杯咖啡，时而去交方案，为的就是在那同事面前露个脸，好提醒人家想起答应自己的事。

过了一个月有余，那同事真的给他介绍来一个姑娘，安排他们当晚见面。李天星大喜过望，上班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照了好几次镜子。他见镜子里的自己虽是长发飘飘，只可惜有两天没有洗了，略显油腻；又遗憾事发突然，当天没穿上自己那身最好的衣服；又数了数自己身上带了多少钱，想着够不够请姑娘吃顿饭。偏偏这时杨国红打来了电话，她隔三岔五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工作的情况，问他钱够不够花。他见是杨国红的电话，便躲在卫生间悄悄接了，唯恐被人听见一般，只敷衍了她两句便挂了电话。

一想起电话的那头还系着这个叫杨国红的女人，他心里忽然一阵紧张，觉得她本应该是藏在匣子最深处的收藏品，却一定要自己跑出来见天光。为了晚上那陌生的姑娘，他急着把她赶回匣子里，更不允许她自己跑出来。至于上大学时的那些学费，他勉强镇定地想，有朝一日他总会还了她的，总不会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