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7/8页）

“你们下去查吗？”

“还不太清楚……可能有审计部门去查吧。”

“得去查啊。”爷爷叹了口气，“不查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些关于数字的花巧，我不进统计局也听说过很多。统计数字每天在电视上闪闪发光，每年按照既定步骤增长，一定不多也不少。粮食、钢铁、衣服、电器、玩具、汽车、飞机，数字爆棚翻番，勾勒出曲折向上的无限曲线，势不可挡，永远都不会停滞，带着整个时代的排山倒海破浪前进，坐火箭腾飞。在那些眼花缭乱的数字和节节攀升的柱形图中，人被淹没在腾起的声音泡沫和灰色尘埃中，不见了踪影。数字在狂奔，在凌乱飞舞，却又永远在高层的计算和计划中，不差分毫。这其中的隐秘机理，刚入职时我还不甚了了。

“数字要是不对，是要出大毛病的。”爷爷又说，“大跃进那两年……”

我等着，很希望爷爷再说两句，但爷爷停在非常克制的地方。我知道爷爷第一次被揪成右派就是因为大跃进中说了质疑的话。因为如此，爷爷对那段时间讲得很少。爷爷对大部分过去的时光讲得都很少。由于早年的国统区经历，爷爷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打倒，折磨得很惨烈。因此爷爷也很少讲太原的事情，很少讲解放前的整个经历和文革中批斗的经历。对于痛苦和所有不公正，爷爷都很少讲，似乎不愿意抱怨，也不想原谅。

爷爷偶尔讲起来的，是刚刚解放时的和平时光。那个时候人心还简单，一心奉献和建设，对未来也是真心笃信。爷爷说，五十年代是段好日子。他还记得他们刚进城的那几年，食堂吃得极丰富，接管了过去外资银行里专门给金融家做饭的大厨，把国际厨师变为食堂厨子，每日吃得朴素却极美味。但那种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大炼钢铁之后，连食堂的锅都炼了，也就没有可吃的东西了。

“你知道那会儿多可笑吗，”爷爷回忆着，“号召炼钢铁，把自己家的锅碗瓢盆都烧了不说，连银行的铁栏杆都拆了。可不是吗，多可笑，我们半夜里给叫起来，给叫到银行去，拆栏杆，把银行里面外面竖着的栏杆全拆了，后来好多天，楼梯边上就那么空着。”

我想起心里一直以来的疑问，问：“那会儿就没人觉得荒唐？”

“怎么没有？”爷爷说，“把栏杆都烧了，谁看不出荒唐！”

“那就没人说什么吗？”

爷爷摇头道：“谁敢说！”

“可是那么多人呢！谁能限制所有人……”

“那会儿和你们现在可不一样，”爷爷叹道，“都在那位置上，谁不想保全自己。”

爷爷不是爱说话的人。他知道一些事情可笑，一直都知道，但这些感觉他从不和人说。从少年时，他就寄居他人住所，就养成寡言的习惯，战时紧张更学会观察世事，就像他持续几十年的胃痛，始终侵扰，却始终压在肚子里。他一直认为没有任何手段能知道其他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哪怕是滔滔不绝的对天指地的自白。沉默是不自由，也是最后的自由。

爷爷平时喜欢叉着手坐在里屋，眼睛望着天空，像在思考，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交给奶奶打理，爷爷只在报纸上用圆珠笔画下想看的节目，戏曲和乒乓球，按时按点打开电视，其他的时间里，更像一尊无欲无求的雕像，似乎外界发生的一切新鲜和运动都与己无关。然而这种无关只是表面上的，世界上发生的所有运动，最终都存在于爷爷心里。

爷爷奶奶是大风浪里幸存下来的树叶，最终相依为命度过孤独的晚年，平静却也寂寥。奶奶偶尔讲起过去的事，讲起太原战役中的逃难，那时她十五岁，还不认识爷爷，她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女人，抗战后流落进城，给国军军官太太洗衣做饭。炮轰太原城的时候，奶奶亲眼见到炮弹掉落在眼前，将地板炸出大洞，弹片飞溅到她旁边人的身体里，那人扑倒在地。奶奶跟着她母亲逃入山林子，在人群中丢掉了一只鞋子，光着脚踏过干裂粗糙的松枝，吓得瑟瑟发抖，脚上流血，都感觉不到疼痛。事后过了很多年，奶奶对风起云涌的时事基本上已经分辨不清，但仍然记得那只山林子里掉落的鞋子。她是幸存者。这是这几十年她对过往岁月的最深印象。

后来，工作了半年有余，我对爷爷的问题渐渐摸出了门道。所有数字都包含人的操作，最终呈报的数字，是所有人都满意了的数字。企业上报的数字是精心设计的，要和税务局的数字相合，企业想少缴税，因而倾向于瞒报少报。然而政府总是希望企业多报，这样才能有政绩，市里开会按 GDP增长给区长排座位，GDP增长率不好的区长要坐到边角柱子后面，因而区领导总是让统计局给最大的企业打电话，询问他们产量为何下降，为何没有超额增长。这样两种力的平衡会达到一个折中的数字，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至于是不是接近真实就说不清了。企业几套报表也说不好哪套是真实。区里得到了数字还要调整，很可能为了光荣虚报一些，也可能瞒报一些，以免第一年增长太快，第二年增速就慢了。各个区都有虚报，市里也知道，最后会统一下调，然后到省里、到中央再逐级向下调整。最后是许多层凭人力和经验的上下调节，达到了各方满意的数字，让每一年恰好达标，总比计划高那么一点点，显示计划的英明。数字确实是从现实来的，不是凭空捏造，但已经经过几重哈哈镜的反射，形状变幻不定了。现实迎合了计划，计划就总是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