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章：宁府与曲府（第9/17页）

宁周义在心情最恶劣的那些年里都待在阿萍身边。他自己发觉有些过于沉溺在儿女情长之中了，只可惜没有任何办法。他可以和阿萍从喝早茶开始一直待到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既非一人躲入书房，也不让对方离开。有时阿萍在厨房或别的屋子耽搁得稍稍长了一些，他这边就要呼喊起来。“你啊，真是一个大孩子。”阿萍有一次竟这样吁叹。她想和他一起走入回忆，想听听宁府的过去、特别是男人的半生劳顿，可他一句也不愿提及过去。他大概想更多地抓住眼前，活在两个人狭小而温暖的世界里。他嗅着她头发上散出的桅子花的香气，悄声在她耳旁吐出一句：“这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日子。”阿萍抬起头，试图从他的目光中寻找一丝夸张的神情，没有。他是那么安详沉静，惟有两颊带着一点年轻人的红润，这在花白的鬓角下显得格外动人。

只有夜晚不眠的时刻宁周义才一个人度过。这段时间他在书房里磨蹭，除了阿萍为他送去一碗甜羹，再无别人打扰。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频出入半岛地区的几个城市，除了去一次南京和东北，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但这个特殊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它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一个外号叫“蜂腰姑娘”的机要秘书的到来。这个姑娘不苟言笑，最初出入这里时没有引起阿萍的注意，但后来她在男人屋里越待越长，终于让其不安起来。“蜂腰姑娘”是从南京来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偶尔穿上军装，漂亮得让人不敢正视。她是那种落落大方的姑娘，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隐瞒什么。不过这个姑娘究竟是他刚刚结识的，还是早有来往，阿萍却无从判断。宁周义的目光变得热烈起来，这使阿萍的胆子也大了许多，终于在“蜂腰姑娘”离开后问了一句：“老相好吗？”宁周义摇头：“以前只在会议上见过，五年前吧。”“哎哟，五年前她还多么小啊！”阿萍惊呼。宁周义再次说明：“只见过一两面。”“那她就追过来了？”“不，她在做自己分内的事。”阿萍笑出了眼泪。

后来，“蜂腰姑娘”在宁周义外出的一些日子里向阿萍道出了一切。她说：“在这样的乱世，一个女人除了好好爱一个男人，还有什么事情可做！”阿萍不由得点头，但马上又回了一句：“是的，大概我们宁先生和你想的一样。他再也无心做别的事情了。”阿萍认定这是宁周义一生里惟一的一次艳遇，不仅原谅了对方，而且尽可能地给予理解。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很像一个热血男儿征战前的一场豪饮——她在内心里为这样的比喻而惊讶。她夜里睡不着，每逢宁周义不在身边时就要泪水潸潸。

宁周义与“蜂腰姑娘”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一年。一年之后的春天，正午时分，阿萍发现宁周义在二楼拐角的小厅里喝茶，一抹阳光照在花白的头发上，整个人显得如此衰老。正在她凝视丈夫的时候，又发现那只端杯子的手有些抖，好不容易喝进嘴里的水也顺着嘴角流下来。她“咦”了一声跑过去，为他揩去脖子上、衣襟上的茶水。大概他是走神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人正在迈入老境，虽然年纪还没有那样大。阿萍的泪水哗哗流下来，宁周义的大手一遍遍抚摸她的头发，自语一样说：“这一切该结束了。”她不知道这指了什么？指与“蜂腰姑娘”的关系还是其他？她不知道，只是有些惧怕。

不久宁周义就开始打点去半岛的行装了。阿萍原以为丈夫是要回一次老家，于是要求与他同行。谁知男人摇头，很干脆地否决了。她不知道丈夫正谋划一个大事，要亲手在半岛组织一支队伍，并取得了重要派系的支持。他认为等待和观望以及颓丧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一切都该有个了结。他就像一个杰出的演员开始一场告别演出一样，对场地、行头，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得格外用心。经过了这一场，他真的就要退出人生大舞台了。阿萍发现宁周义在出发前的几天里又变得生气勃勃了，在分手的前夜甚至又恢复了十年前才有的温存，一遍又一遍地吻她，在耳边说着一些无法听清的絮语，啰嗦而又甜蜜。

就这样，漫长且又急促的半岛之行开始了。宁周义一生不愿接近行伍，但却是一个满腹韬略的人。他这次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可怕的争夺之中，并在整个形势处于劣势的局面下取得了令人惊诧的成功。不过一场冤仇就此结下，对方放言：总有一天会把他活宰了。宁周义说自己从来没有私敌，对方既然如此，即说明这些人是怎样狭小的器局，即便得了江山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对自己的事业也早已不抱希望。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最喜欢的一个诗人是自沉汩罗的屈原，有一段时间竟亲自动手把厚厚的楚辞译为白话诗。他钟爱白话诗，却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白话诗人嗤之以鼻：“哼哼呀呀的，总是没有来由地激动。”他对阿萍夸张地念出一些句子：“‘啊，女郎！女郎！我的女郎！’”他念着念着大笑起来，笑弯了腰。阿萍问怎么了？他说这些诗句让他走神了，他想起了一个谐音：女狼。他说还想起了另一个词：色狼。阿萍说：你多么顽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