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 华南茂（第7/8页）

下礼拜一上午，我们乘大巴去了广州。春明跟往常一样打扮入时，一件苗条的黑毛衣，卡其裤，高跟鞋。我们乘地铁到了省劳动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区劳动局。

办公室里有很长一排低低的柜台，两边配有椅子，来访者坐外面，公务员坐里面。这种安排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申诉者对着一个公务员，每张椅子边上，至少围着五六个人，推挤着寻找机会开口。等着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别人的案子，时不时评论一二。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老板如何没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挤到前面，蹲低了身体在他面前，就像网球锦标赛上的球童，随时准备。那个人喘口气停下来的时候，她跳了出来。“对不起，我就问一个小问题。”

那个公务员翻看了她的卷宗：她的劳动合同，退工单，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些文件明白显示了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诉的原因。他们极少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办法像春明一样，拿到公司的注册证，春明能拿到是因为她的客户有时要求看这些文件。那个公务员告诉她，她必须拿到公司广州分部的营业执照才行。

但时间已近正午，满城的政府机关都关门了。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里，中国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两个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当春明路过一个机构，咨询一个简单问题的时候，大门口的门卫看起来好像挺生气。“他们还在睡觉呢。”

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里，喝着汤，就着米饭，春明透露了她的备用计划，她打开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GORAN WIDSTROM，集团总裁。这是她前公司的母公司老总，总部在瑞典。几年前，他曾到东莞的办公室来过，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错。

“陈总不知道我有韦斯特灵的名片，”她照着这个瑞典名字的汉字音译来称呼他。她用手指抚摩着名片的边缘。一旦韦斯特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会帮她把钱要回来。春明问我能否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瑞典人还在睡觉，就像中国那些公务员一样。我们耽搁一阵，又喝了几杯浓茶。

“有时候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卖力做事，”春明说。“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说成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我现在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要做什么？”我问。

“我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英语。”她的眼中突然充满了泪水。她用纸巾去压，很使劲。

又一次，我毫无防备。“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我说。“读读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已经走了多远。”

“别管我，”她说。“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觉得我很怪。”她最后一次抹抹眼睛，对我微笑，然后站起身来，去跟官僚主义做斗争。

那天下午，春明为了寻找前公司的分公司执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她推到省里，省里又推到区里。没有两个公务员说的话是一致的。最终，区工商局的一个女人说，付六十元，就可以把执照复印给她。谈话里一旦提到钱，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终于拿到营业执照，跑到市劳动局去提交申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过的牌子上写着请勿喧哗，吸烟或吐痰。但她又一次跑错了地方。一个公务员告诉她说，是区劳动局，而不是市局，处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给了春明一本小册子以说明这个问题。

春明赶在五点前到了区劳动局——这是一天内她第三次到这里来了。坐在同一个矮柜台后面的同一个公务员第三次拒绝了她。“你得去市劳动局。他们处理外企案子。”

“他们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驳道，把那本小册子拍在桌子上。他拿了起来；在中国，书面文件总是更更让人肃然起敬。那个公务员读了小册子，然后放下。慢慢地，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天他总算得做点工作了。他指点着让春明去柜台末端取仲裁表格。

春明填写表格的时候，意识到仲裁可能比她预计的要更复杂。她得跟从前的老板见面，谈判解决，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她将需要回到广州来谈判，不论是否能拿到钱，都得付仲裁费用。但没有时间让她想清楚，因为她忙着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页，还是双份。那些公务员已经准备下班了，女人们拉上皮包拉链，事儿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诉，”春明喊道。

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个女人站起来，关掉电脑。“5:28了，你两分钟内能填完吗？”她挖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