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五 打工女孩（第3/7页）

“你在家里呆不住，”李小燕同意倩倩的说法。她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很快就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如果一个姑娘决定要离开工厂，会激起周围所有人的震惊和不安。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不断被最亲近的人抛弃。

倩倩是来来去去的老手。她三年前从家里出来，在裕元打工一年半，因为跟老板有矛盾而辞职，回家一段时间。再次回到东莞后，她进了一家小型电子厂，条件比裕元差很多。她再一次辞职回家，这次是为了庆祝奶奶的八十大寿。四个月前，她回到了裕元厂。“我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厂，”她说。

贾纪梅则没有那么肯定。“我可能会回裕元，但是我还说不准，”她说。一个星期后，她离厂回家，没有告诉室友们她会不会回来。

中国进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期已经有二十五年，而人群的总体情况也在改变。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是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陌生的未知。人们认为单身女性独自出门很危险，甚至有些丢人。这些早期的农民工常在农闲时分做一些季节性的零工。播种和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帮忙。一旦赚够了钱，他们就回村里不再出来。

在新一代农民工成长时，大多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出来，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迁移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待在家里才丢脸。

这一代农民工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她们回家的行程也不再取决于农忙农闲，甚至于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相反，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来去间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换工作或请假，这些都同生产周期的需求有关。如今是厂忙厂闲来决定农民工的生活。

农民工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越来越像城里人。90年代推出的那些打工族杂志现在要么倒闭，要么为了寻找读者群伤脑筋。那些有关打工经历的歌曲在南方的工厂也不再耳闻；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青少年听一样的流行歌曲。如今，打工族随心所欲地在自己身上花钱——买衣服，做头发，挑手机——只有家里需要的时候才寄钱回去。新一代的打工族比上一辈更有野心，也更不容易满足。调查发现，90年代离家的打工族里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示满意，而比他们早十年出来的，表示满意的人占到百分之二十七。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的农民工想回老家。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和城里人进行比较，也许，更高的期待能带来更大的成功机会。也许，这意味着新一代人注定要对此失望。

结识裕元厂的这些姑娘很不容易。她们跟我约好时间见面，却不赴约。之后如果我找到她们，也不会解释或者道歉。我主动送她们手机，但没有人接受，或许是她们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她们可能今天对我友好，明天又变得冷淡，如果我跟宿舍里某一个姑娘说话，房里的其他人会避开我。一个姑娘让她的室友跟我撒谎，说她已经离厂了，因为这姑娘的朋友跟她说，我不可信。工厂允许我自由出入宿舍楼，但要赢得住在里面的人的信任才是难点。她们在鞋厂巨大的阴影下来去匆匆，像飞蛾一样飘忽不定，比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难以捉摸。

女孩们彼此间保持警惕，相互之间常常不大友好。她们通常对一同工作、共居一室的人一无所知；我对她们的了解加深一些之后，她们会向我询问别人的消息。大多数姑娘都有一两个住得很远、或是在别家工厂的真心朋友。她们更愿意同这些远亲推心置腹，而不是身边的近邻。或许生活在这样一个遍布着陌生人的小团体里，她们需要这种自我保护：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头天晚上还睡在旁边铺位的人，第二天就会消失不见。

对于任何打工者来说，改变处境都需要意志力。但是像裕元这么大的一个工厂，随大流的压力感却更强。所有的姑娘都在彼此面前宣称，她们不赞成在城里找男朋友，尽管许多女孩已经找了一个；她们贬斥继续教育，认为再去读书毫无用处，尽管有些人正在悄悄地上培训班以努力提高自己。裕元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在那里上班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的想法稍有不同，它会吸走你所有想挣脱现状的力量。

农历7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裕元的生产节奏降至龟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里空空如也。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每周五天。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