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二 城 市（第3/9页）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东莞。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绝大多数的外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许失去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个月都在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姑娘，也碰到过许多跟我说完她们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广场上我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一样。她们的冒险精神令人吃惊。如果她们不喜欢一家工厂、某个老板或者同事，她们会头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们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有时会跳过在某家工厂的某段时光，因为她们不记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女儿在忙些什么。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来自由自在，但也烦恼不断。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国男人欺负过，被警察吼过，被巴士司机骗过。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2006年春天当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最了解我的女孩让我吃了一惊。“你妈妈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她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 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