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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我总算才看清西里尔用如此粗率而出人意料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场景：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弗雷温来说应该也是他过得开心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对此毫不怀疑），谢尔盖·莫德里安就像是陪伴着他的马戏团指挥。他们在莫斯科某地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顶悬挂着枝形吊灯，有讲话，有颁奖仪式，还有莫斯科中心选角公司精心挑选的五十位临时演员，弗雷温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天堂，而这恰恰是莫德里安希望达到的效果。

接着，弗雷温就像刚才突如其来地主动对我说起这段往事一样，又突如其来地闭口不谈了。他眼里的光芒黯淡下去，头歪向一边，两条眉毛挑了起来，仿佛在评判他自己的行为。

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东西在哪儿呢？”我问道，“他给你的那个卷轴？在家里吗？那个卷轴，西里尔。授你为荣誉学生的。在哪儿？”

西里尔瞪着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把它还给谢尔盖了。‘等我们到了莫斯科，西里尔，’他说，‘你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裱上金边。放在这儿可不行。我可不想让你有什么危险。’谢尔盖他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他说得很对，你和你的总部不就在日日夜夜地偷偷调查我吗？”

我没让自己的声音出现任何停顿、任何变化，甚至连那种随随便便的感觉都不能改变。我垂下眼睛，又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摸索起来。我是西里尔为了取代谢尔盖而找的候选人，他正在追求我。他在向我展示他的本领，想让我接纳他。我的本能告诉我，要让他再费点劲才行。我又埋头做起笔记来，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问他外公的姓名。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谢尔盖提供英国机密的？”我问道，“哦，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机密，当然啦。显然，几年以前的机密跟现在的机密并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赢得‘冷战’靠的又不是保密，对吧？我们靠的是开放。是公开化。”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传递机密的事了，但是这一回我替他越过卢比孔河185的时候，他也跟了上来。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河的另一边。

“没错。我们就是靠这个赢得战争的。谢尔盖呢，他一开始根本也不想要什么机密。‘机密啊，西里尔，它们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说。‘我很乐意这么说：在我们生活着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机密就像是市场上的毒品。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维持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不过，如果我真的需要那方面的某些东西，放心好了，我肯定会告诉你的。’与此同时，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就莫斯科电台节目的质量写几篇非正式的报告就好了，这样能让他的老板开心。比如说，信号接收好不好。这些情况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说实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苏联人到底是什么地方无知。这并不是批评，这就是事实。谢尔盖说，他还希望我给课程提提意见，比如普通教学应该是什么标准、对鲍里斯和奥尔加今后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本人就是个非同寻常的学生。”

“为什么改变了呢？”

“改变什么？请你说清楚点，内德。我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你知道。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肯从你那儿获取机密的态度？”我问道。

“是他的大使馆。那帮野蛮的家伙。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说服了他。他们不愿承认历史的进程；他们宁愿继续当躲在洞里的老顽固，继续搞他们那荒唐的‘冷战’。”

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让我有点听不懂。

“好吧，嗯，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么跟你说吧。使馆里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建立文化友谊上。各个派系之间搞起了内讧。我是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鸽派的人赞同文化，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赞同公开化。他们认为文化能填补敌意消除后留下的真空。这是谢尔盖解释给我听的。可是那些鹰派——也包括大使本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却想让谢尔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旧有的态度上，不管那态度还剩下什么。他们想让他搜集情报，想让他始终采取一种更咄咄逼人的、耍阴谋诡计的行为方式，无论世界趋势会如何改变。大使馆的死硬派根本不管谢尔盖本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在乎。唉，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对不对，就像戈斯特一样。坦白地说，谢尔盖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一会踩在这一边，一会又踩到了另一边。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一起探讨文化上的事，谈点语言，谈点艺术或是音乐；然后我们还得谈点机密，好让鹰派的人满意。我们得让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都满意，就像你得让总部满意，我得让‘水槽’满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