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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那些导师写回信了？”

“只是以尼莫的身份写的。”

“但其他方面的事你没糊弄他们吧？”我问道。我想弄清楚他在头一次开始这种非法的感情游戏时，心里究竟有没有顾虑，有哪些顾虑。“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也会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回答。你不会扭扭捏捏。”

“我才不扭扭捏捏呢！我凭什么要扭扭捏捏的？我特别注意，一定要表现得非常谦恭有礼，就像那些导师一样。他们可是高级教授，有些人是的，他们是学者。我很感激他们，我学得很用功。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回报，因为他们不收学费，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自愿辅导我们的。”

他这话又唤醒了我心中的猎手本能。我盘算着他们跟西里尔周旋的时候，会怎样一步步引他入彀。我暗自想象着，如果这么完美的招募手段是圆场设想出来的，我自己会怎样把西里尔引上钩。

“我估计，随着你不断进步，他们给你的任务也会从事先印好的简单练习提高到更有难度的内容——作文，或是散文，对不对？”

“是的，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把我升到了自由学习阶段。”

“你还记得他们给你出的作文题目吗？”

他得意洋洋地大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会忘记吗？每次写作文我都得抱着词典连干五个晚上。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走运了。内德，你醒醒吧你，好不好！”

我可怜巴巴地轻轻笑了一声，记下了他说的话。

“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我跟他们说了‘水槽’的事。当然了，我没提人的名字，也没提我们工作的性质，那是自然的。不过，文章里还是有一点社会评论的，这我不否认。我觉得委员会有权利知道这些，尤其是我们正在准备搞公开化，一切都变得缓和了，这是为了全人类着想。”

“第二篇呢？”

“《我的家》。我跟他们说了我打算挖水池的事。他们很喜欢。还说到我自己做饭。有一位导师可是个大厨师呢。那之后他们给我布置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但我的文章不是那样。”

“你写了你对音乐的热爱吧，我估计？”

“错。”

他的回答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那是一种指责，是同样受苦的人渴求同情的呼喊；那也是一个人向苍天发出的盲目祷告，他和我一样急切地想得到爱，趁着一切还不算太晚。

“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我写的是‘好伙伴’，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他说话时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狂乱的笑容，“虽然我这辈子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好伙伴，但这并不妨碍我珍视能拥有好伙伴的少而又少的机会。”他似乎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因为他又开始说了起来，而且说的竟然是我可能用在萨莉身上的话：“我有种感觉，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我已经放弃了，可现在我想重新把它们找回来。”

“这些高级作业他们也很喜欢吧？是不是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一边问，一边卖力地做着记录。

他又开始假笑了。“还可以吧，我想。基本上还过得去。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当然了，评价是有所保留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跟某些人不一样，他们善意而又大度地表达出了赞赏之情。就是因为这个。”

弗雷温说，他们确实表达出来了——说到这里我已经几乎用不着再催促他——其具体形式就是一位名叫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先生，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文化秘书，身份是莫斯科电台忠诚的当地使者，他被派来回应弗雷温的祈祷。

和所有善良的天使一样，莫德里安的驾临并没有任何征兆，在十一月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他突然出现在弗雷温的家门口，手里捧着上级部门的礼物：一瓶苏联绿牌伏特加、一听闪光鲟鱼子酱、一本印制粗劣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画册，还有一封打印精美的信，授予C.尼莫先生莫斯科国立大学荣誉学生称号，以表彰他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突出进步。

但最有价值的礼物，还是莫德里安这个神奇的人物本身。弗雷温曾在写给导师委员会的获奖作文中大声疾呼，说他渴求一个“好伙伴”，莫德里安就是为了这一需求而特别订制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弗雷温很平静，弗雷温得意洋洋；弗雷温在经历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总算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声音已彻底摆脱了原有的拘谨，普普通通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是个见识过真爱的人，而且渴望和他人分享这份好运气。如果这世上有哪个人能让我报以同样的微笑，我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