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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雏菊号在海上出事了，”我说道，仍然面对面看着她，“遭到了枪击。勃兰特没受伤，但有其他人被打中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明天要飞回伦敦，你跟我一起去。他们得问我们一些问题，查清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她闭上双眼，身子颤抖起来。她张开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我相信你，”我说道，“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话。”

她慢慢回过神来，头枕在我的胸口开始啜泣。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始终都是个孩子。也许在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带来了为她准备的英国护照。她自己根本没有国籍。夜里我让贝拉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她像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似的紧紧抓着我。我们俩都是一夜无眠。

在飞机上，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我们之间已相隔千山万水。后来她说话了，我从来没听过她用那种声音说话。那是一种坚定的、成年人的声音，透着悲伤和幻灭的意味，让我想起了像女巫一样在岛上向我发出警告的斯黛芬妮。

“Es ist ein reiner Unsinn.”她说道。纯粹是胡扯。

“你指什么？”

她抽回了手。那并不是在生气，而是一种看破世情的绝望。“你们让他们下去趟水，然后等着看会出什么事。要是他们没被打死，那他们就是英雄。要是他们被打死了，那他们就成了烈士。你们根本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鼓动我们的人自相残杀。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发动起义，杀死苏联压迫者吗？要是我们这么干了，你们会过来帮忙吗？我看不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们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永远无法忘记贝拉说的话，因为那番话等于也拒绝了我的爱。如今，每天早上我遛狗之前听新闻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我不知道，当年我们自以为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想要去打破的，是否就是当年的承诺呢？

这回在机场等我的是彼得·吉勒姆，这倒是叫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彼得英俊的相貌和风趣的谈吐似乎让贝拉有了信心。他从监视组把南希调来做贝拉的女伴，南希则刻意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他们俩一左一右带着贝拉过了海关，朝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走去，那车是沙拉特审讯处的。我真希望有人能派一辆样子不那么吓人的车来，因为贝拉一瞧见车就僵住了，回过头怨艾地看了看我，然后南希就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

在担任情报官员的动荡生涯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告别并不一定总是优雅的。

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听说了什么。我去了史迈利的办公室，等了他差不多整整一天，想趁着会议的间隙逮着他。按照圆场的规矩，我得先去找海顿，但我问贝拉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海顿的指令。而且我觉得史迈利会抱着更有同情心的态度听我解释。他听我说完，接过贝拉写的信仔细查看起来。

“要是我们派人把信寄往莫斯科，留一个芬兰的安全地址让他们回信，说不定能行得通。”我恳求他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和史迈利在一起时他常常会这样——他此刻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他把信丢进一只抽屉，随手关上了。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但愿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吧。”

我问他，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贝拉。

“恐怕和他们处置勃兰特的法子差不多，”他回答道，从沉思中略略回过神来，冲着我忧郁地笑了笑，“问清楚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法子让她自己出错。让她精疲力尽。他们不会伤害她，在身体上。他们不会告诉她掌握了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撕掉她的伪装。以前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那些人，最近好像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