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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是，在英国，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佩里先生。不同的政党赢得选举，不同的首相随着他们的政党走上权力巅峰或远离权力中心，不过政治阶级——你或许会说是政客——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数十年内持续掌权。到了十一月我就五十一岁了，在我这几十年的公共生活中，我当过贸易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一直到加里波利之战惨败……随后我又随军到前线作战，接下来我回到了权力走廊，当上了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然后是空军大臣，现在我成了财政大臣。”

我等待着。最后我还是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味道十分浓烈，而且醇和爽口。这酒根本不能缓解我的紧张，也不能浇灭我的怒火。

“一个像我这样的英国政客需要保持一张朋友关系网，甚至要有一张仇敌关系网，”丘吉尔接着说，“即便在我们不当权的时候也要如此。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陆军、海军、国家各部门或战争中组织情报工作，或者从我的经历来看，我管理的情报工作涉及到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关系网。情报就是一切，佩里先生，而且有价值的情报，不管这情报是怎么得来的，都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帝国的存亡。”

“非常惊人的履历啊！”我说，努力让这句话中的八个字极尽挖苦，“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命令优秀的男女深入险境，去偷一些……肮脏的照片，你的履历和这有什么关系吗？”

丘吉尔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从梅耶先生那里获取相片是一次情报工作，而且是一次非常肮脏的工作，佩里先生。大多数真正的情报工作都非常肮脏。然而，有时候，正是这些生活中最为污秽的因素会成为打赢战争或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武器。”

听了这话我不禁哈哈大笑。“你并没有说服我，凭那个德国人的几张照片，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小丑和疯子的照片，就能对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未来安全产生任何影响。”

丘吉尔耸耸肩。这样一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睡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真有点儿像奥利弗・哈代的姿势。“那些照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丘吉尔说，他的声音变了。我感觉他和我打起了官腔，就是那种他在电台里说话的调调。他伸手拿起一本书，我进来时他正在看这本书，并把那书封面冲下放在红木书桌边上的一张长台一侧。“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在你们去喜马拉雅山脉那几个月里进行了改写和文字编辑，而且，总的说来，吸引了数量不多却十分疯狂的读者。我这里有一本预发本。希特勒先生希望给这本骇人听闻——我保证，佩里先生，这本书真正堪称骇人听闻——的书起名为Vierinhalb Jahre Kampf gegen Lüge, Dummheit und Feigheit，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一场历时四年半针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斗争》。佩里先生，作为作家，我知道希特勒先生给他的书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一本也甭想卖出去。很幸运，只是对于希特勒本人很幸运而已，他的德国出版商简化了书名，于是真正出版的书名就成了Mein Kampf，也就是《我的奋斗》。”

我本来以为书名会是一句妙语。结果却全不沾边。

丘吉尔把书递过来给我。“接着这本书，佩里先生。读一读。你可以把它带走。这书几年之后或许才会在英国和美国上市销售。或许几年之后这书在德国会成为必读之物。看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对德国、欧洲、犹太人和整个世界都有什么疯狂的计划吧。”丘吉尔说“纳粹”两字的发音很像是在说“纳集”。

“我看不懂也不会说德语。”我冷冷地说。我用那只空出来的手拿着这本书，又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的一部分自己真想把这本书扔回给他，然后转身走出这间房间，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即便三更半夜的，在乡下我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我可以步行离开。

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依旧手拿希特勒写的那本分量沉重的书，另一只手举着威士忌酒杯。

“不管怎么说，”我说，“即便你是一个作家，你也应该知道，书无关紧要。人命才是一切。”

丘吉尔走近一步，他的那双旧拖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佩里先生，请了解一点。我认识并且十分尊敬理查・迪肯的父亲，而且在战争前后就认识理查本人。他理解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理查・迪肯见识过未加制止的侵略会带来什么样的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