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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一样令人沮丧。虽然我很久都不问世事了，但是来自对岸的报道还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据说，针对同性恋青年的袭击事件发生频率还在不断攀升，而大量的生殖健康门诊也被迫关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被实施了管制，理性联盟等组织的领导人也被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律禁锢了手脚。在英国其实也有许多反美人士。一方面，英国正在逐渐与雷纳德的统治势力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移民观察机构正计划要阻止美国移民大量涌入英国境内。当然，我也一直在担心你的安危。每逢佳节，这份思念就会更重一点（我就不抱怨感恩节时自己是如何孤零零地在冰冷的公寓里喝着外卖冷汤了）。当那群英国名人也成为了美国“拯救我们的人权法案”运动的中流砥柱时，我不由得又想到了你，因为这样的事肯定会引发你愤世嫉俗的一面的。看来，多少个网络视频和在线歌曲都无法改变那些认为道德才能够拯救人心的人的信念了。

可我就是无法释怀。

我一直都记得埃斯曾叮嘱我说，行动要快，不要拖拖拉拉的。于是，我在十二月初的某一天又给丹尼尔打了个电话（好吧，我承认那天自己有点微醺），并告诉他我准备到东京去，需要他的帮忙。他以为我疯了，因为所有在日旅居的西方人的生活和安全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方面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欢迎西方人来日。丹尼尔本身是日本混血儿，但连他本人的工作合约都被取消了，看来这场运动的杀伤力确实不小。就算我现在持有的是英国护照，根据规定也还是需要获得一张旅日的有效签证，并找到一名日本公民来做我的担保人和代表。丹尼尔很不情愿地答应会帮我找一位朋友来帮忙。

同时，我也联系到了建二的老朋友帕斯卡尔·德·拉·克罗瓦博士，央求他帮我联系建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向他透露了自己刚刚获得了有关太阳航空空难事故的一些新材料，因此急需告诉健二。我还告诉他，自己专程飞到东京去就是为了能够见他一面。帕斯卡尔当然也并不情愿帮我这个忙，但他最终还是给建二发了一封邮件，并要求我答应他不得将此次会面的内容发表出来。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要查阅我的收件箱不下五十次，满心期待着能够收到建二的回复。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除了一些攻击性邮件和垃圾邮件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收到。

可是就在我获得日本签证的那一天，建二回信了。信中除了一个地址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立即买了一张飞往东京的机票，并将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自己。幸亏由于燃料限制的缘故，燃油费大幅度地下降，为我此行省下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萨姆，不瞒你说，在启程前我好好深刻反省了一下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继续调查下去的话，我不就变得和那些末日论者和阴谋论者一样疯狂了吗？就算是在我追问下，柳田建二最终承认了宏还活着，而且他和其他的幸存儿一样，被末日骑士附了身，或是他们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外星人，那又能怎么样呢？我是否真的有责任要把事实“公之于众”呢？就算是我公开了真相，又能改变些什么呢？看看肯尼斯·欧杜华的丑闻事件就知道，尽管他的DNA检测结果最终被证明是虚假的，但是这不并妨碍上百万人听信伦德博士的话，相信“第四个骑士的隐世也许是上帝的旨意”的鬼话。

飞往东京的航班简直是一场噩梦。我甚至在飞机起飞前就开始像帕米拉·梅·唐纳德当初那样心神不宁了。我一直在想象她在飞机坠毁之前那几分钟时间内都在想些什么，自己也不由得开始打起了遗书的腹稿，以防自己的飞机也会遭遇不测。不过，机上的其他乘客似乎并没有被我的紧张情绪所感染。他们中90%的人都来自英国或者是北欧，而且大部分人在上飞机前就已经昏昏欲睡了。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个电脑专家，他此行去东京是为了解散IBM在六本木的分公司。一路上，他为我讲述了到达东京以后的注意事项。“你看，虽然他们不会公然对你表示敌意，但你最好还是留在六本木和六本木山的西方人聚居地比较安全。那地方不错，有很多酒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杯中的双料威士忌一饮而尽，满口酒气地靠到我身边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谁愿意跟日本人打交道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带你到处逛逛。”我委婉地拒绝了。感谢上帝，他不久便也昏睡了过去。

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之后，机上所有的乘客都被送到了一个特殊的等候区，并有专人仔仔细细地查验我们的护照和签证。接下来，所有人又被簇拥着登上了几辆大巴。起初，我并没有在沿途的景象中看出日本经济衰退的迹象来。可当车子驶上了一座通往市中心的大桥时，我突然发现路边的广告牌、告示牌甚至是东京铁塔上的灯都是半明半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