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飞起来也是八分（第14/21页）

在走向电梯间的路上，沟口先生歪着嘴，看着我说：“你说过，要是飞起来也是八分，那用走的也没什么区别，是吧？”

“嗯，因为只差两分钟，那不就是没什么区别吗？”

“上次我也说过了，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

“即便只差两分钟，我也会选择飞。因为要是能飞，我会更高兴。”

“重点不在那里。”

“比如说，最近的年轻人在泡妞的时候都会用短信，‘我喜欢你’用手指按两下，好，发出去了。”

“确实有这种人。”

“那么，你觉得直接走到女孩家里，亲口对她说‘我喜欢你’的男人是不是更让人感动呢？”

“那也要看人的。”我回答。今时今日，要是有个男人突然跑到我家来，与其说感动，更直接的感受是恐惧才对吧！

“不过，还有更感人的。”沟口先生已彻底沉浸在自己的演讲中，对我的回应几乎是左耳进右耳出，“听好了，高田。要是男人不用走的，而是用飞的，结果会如何呢？”

“什么如何啊？”

“要是一个男人从天上飞过来，对你说‘我喜欢你’，那简直就只有答应这一个选择了吧？我要是个女人，肯定会当场脱光抱上去。”

“一个男人在天上大喊着‘我喜欢你’冲过来，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恐怖体验好吗？那才是真正的彼得潘综合征。”

“你给我好好听着，走着是十分，飞起来是八分，短信只要一瞬。尽管如此，如果能飞，还是应该飞的。如果错过这样的体验，简直太亏了。”

“呵呵。”

“八分和十分没什么区别，你这种说法，跟‘人总是要死的，何必挣扎’是一样的哦。”

“哪里一样了！”

“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就得讲究活法了。”

“是的是的。”我敷衍道。沟口先生坚持的说法，如果粗略总结一下，很可能与“最重要的不是时间和记录这一类的结果，而是过程”这样的教诲相通，而这样的意见我觉得也不坏，只是他那种“就算只差两分钟，还是飞起来更好啊”的孩子气想法，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

我的意思是，凭什么要让这种一直不讲究活法的人来教训我怎样的活法才是最重要的呢！

回到病房，沟口先生躺到床上，又开始用手机浏览蛋糕点心的信息。

其他病床都空着。沟口先生说他们不是去复健，就是去喝茶了。

“喂，高田，等会儿你见到佐藤小姐，记得告诉她已经没事了。”

“佐藤小姐？哦，清洁工大妈吗？我知道了。”

“还有啊。”

“什么事？”

沟口先生从床边抓起一个头盔。“你把这个放到那位老师的床上吧。”

“这是来看望那位老师的人落下的头盔吧。为什么会在你这里？”我接过来一看，连钥匙都在里面。

“应该是原本放在老师床边的头盔不知为何掉到了地上，被巡房的护士看到，以为是我的，才放到这里来的吧。”

“好精确的推理。”

沟口先生咂咂舌。“那啥，我也是会用脑子的好吗？好端端的头盔为什么会跑到我这儿来，稍微想想就知道了嘛。你说是不是？”

“嗯，的确是。”

“我过去被冈田说，只凭一时心血来潮冲动行事并非坏事，但有时也要稍微过过脑子。”他挠着头说。

“原来如此。”我应和着，拿起头盔走向窗边的床位。

“唉，我怎么就对冈田做了那种事呢。”

沟口先生在我身后大声叹息。真是烦人的独白。如果要忏悔，麻烦自己找个阴暗狭窄的角落忏悔个够。

我悄悄走到老师床边，犹豫着要把头盔放在哪里，最后，还是把它放到了架子上。

当我准备原路返回时，突然注意到床边放着的纸袋。

没有任何印刷字样的纸袋里，有件被揉成一团的白色衣服。那好像是医生的白大褂。

原来那个熟悉花语的老头，真是个穿着白大褂研究花语的博士啊，我差点儿就要接受这个解释了，但很快又想到，研究花语应该不用穿白大褂吧。

“喂，高田。”沟口先生叫了我一声，我离开了那张床。

直到第二天，我才后悔当时为什么没细想白大褂的事情。

第二天，我照常在下午三点来到医院，发现沟口先生很少见地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一问，原来除了那个老师，同一间病房的病友们全都出院了，而现在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哪儿了。

“实在没办法，我才老实躺在了床上。”沟口先生闷闷不乐地说。

“我觉得，住院就应该老实躺在床上吧。”

“唉……哦，对了，高田，就是今天吧？”

“什么？”

“不是你说的吗，毒岛先生不是收到了不会再变老的威胁信吗？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要是会被袭击，那应该就是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