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羞辱感和犯罪感（第3/7页）

“奥尔特曼[2]有一首诗，”他对塔马说，“叫《埃及十灾歌》，其中一节是这样写的：暴民很快聚集起来，//带着声讨的绞索，//要处死国王和大臣，//洗刷他们的耻辱。这基本上就是全部历史的总结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浓缩成了几十个字。我们来给她冲杯咖啡吧。给加德和艾尔弗雷德也各冲一杯吧。”

塔马说：

“好的。你就不用忙了。我已经把水壶插上了。不管怎么说，等她苏醒并且站起来还有一段时间呢。也不用你来清洗了。我来做好了，你只要照看消毒柜和洗衣机就行了。你怎么什么都能记得住呢?奥尔特曼，比基尼，还有一切的一切?一方面，你是那么粗心大意，连自己衬衫的扣子都扣不好，刮脸的时候还总是刮破脸皮；可另一方面，为了寻找纵横字谜中的一个线索，你能把世界弄它个天翻地覆。你还为别人安排生活。你看看你的套衫吧：一半在裤子里面，一半在裤子外面。还有你衬衫的领子也是一样，一半窝在里面，一半翻在外面。就像个婴儿。”

说到这里她便沉默下来，然而热情的笑容依然萦绕在她那张单纯的阔脸上，似乎笑容被遗忘在那里了。冥思苦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悲哀地开了口，但却没有解释她马上要说的话和刚才所说的话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父亲在亚历山大[3]的大都市饭店上吊自杀了。那是1946年。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信件。当时我才五岁半。我现在差不多记不得他了。我记得他抽西蒙阿茨特牌香烟。我还记得他戴的手表：黄色的，方形的，指针上发磷光，在黑暗中亮闪闪的，就像鬼眼。我有一张他穿着英国陆军军服的照片，可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像军人。他看上去很邋遢。很疲惫。事实上，照片上的他看上去一头金色的头发，一脸的笑容，一口漂亮的白牙，两个眼角都有可爱的细小的皱纹。不是哀伤，只是疲惫罢了。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我在琢磨着他是不是也在被单相思折磨着。我妈妈跟我从来不说他的事。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他也不想我们。然后她就改变话题。我妈妈有一个情人，一个高个儿的澳大利亚船长，船长的一只胳膊是木头做的，他还有一个俄国名字，叫撒拉弗。有一次人家给我解释说，这个名字源自希伯来文单词‘撒拉弗’。后来，我妈妈又碰着了一个动不动就流泪的银行家，银行家带她去了加拿大，又把她给甩了。最后，她用波兰语从多伦多给我寄来一封信。我当时还得找人把它给翻译过来。她一直没有学会用希伯来文写信。她在信中说，她想重返内斯锡安纳，开始全新的生活。可她根本就没能回来。她患肝癌死了。我是在劳动妇女委员会开办的孤儿院里长大的。现在说说奥尔特曼：告诉我，费玛，人们都说他有两个妻子，是真的吗?”

“他死于，”费玛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正要就奥尔特曼这个题目给她上一堂速成课，埃坦大夫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刺鼻的药水味马上飘散开来。埃坦大夫将脑袋探出门外，对塔马说：

“嘿，碧姬·芭铎[4]。快给我拿一安瓿哌鱼詖啶。”

费玛于是被迫推迟自己的讲座。他把正在沸腾的水壶从插座上拔了下来，然后决定把疗养室的一台取暖器打开。之后，他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为伯格森太太安排了一个预约，时间是在本月底；他又对吉拉·迈蒙解释说，他们这里从不在电话上公布化验结果，她得亲自到诊所来一趟，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会告诉她答案的。也不知为什么，他对她们两人说话的时候是那么窘迫，好像他对她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当安妮特·塔德莫嘲笑对诸如葛丽泰·嘉宝、贝雅特丽齐、玛琳·黛德丽、杜尔西内亚等神秘女性所作的陈词滥调的描写时，他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观点，但她试图把神秘的外衣披在男性的肩膀上，这时她可就错了。我们都深陷在虚伪之中。我们都在伪装。毋庸置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怜悯，都清楚地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怜悯，因为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渴求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可到了我们应该打开怜悯大门的时候，我们却都装作一无所知。要么就装作认为怜悯和仁慈只不过是一种对别人显示优越感的方式，是一种太过时、太伤感的东西。要么就装作认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人有那么多，可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怜悯呢?帕斯卡说‘灵魂的死亡’，说人类的苦楚就是被废黜国王的苦楚，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为了不再想象墙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让他觉得懦弱、卑鄙、丑陋。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从塔马父亲的死转移到奥尔特曼私生活的谣传上来，这种努力也是同样的性质。毋庸置疑，至少做到直视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他是总理，他就会让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在加沙或者希布伦同某个预备役部队在一起待上一个星期，在内盖夫某个拘留营周围待上一段时间，在破败的老年精神病房里住上两三天，在黎巴嫩边境的电网旁边睡着泥巴和雨水从黄昏到黎明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或者同埃坦和瓦尔哈夫提格没有任何障碍地待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堕胎的地狱这会儿又弥漫着从楼上传来的钢琴声和大提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