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羞辱感和犯罪感（第2/7页）

塔马说：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费玛记不得她的上一个问题是什么，但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说可以，似乎在模仿着父亲那种傲慢的样子。

“我用我的半个王国来担保。”

“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

“什么?”

“这上面就是这么说的。你认为是印刷错误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六个字母。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条线索了。”

“我不知道。”费玛说，“试试Tahiti（塔希提岛）吧。我有一个孩子，他老要我带他去太平洋。他想我们两人用枝条搭一个小屋，就靠鱼和水果过日子。确切地讲，我并不是说他是我的孩子。噢，他既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你就别管这一点了。再试试Hawaii（夏威夷）。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吗?住在用枝条搭建的小屋里，什么东西也不吃，只吃鱼和水果?远离残酷和愚昧?远离这样的雨水?”

“你是用I还是用Y结尾来拼写Tahiti呢?不管是I还是Y都不合用，因为第二个字母必须是I，第三个字母必须是K。你是指约珥家的小男孩迪米吧?你的那个挑战者?也许我不该多管闲事，费玛，但你偏偏想做人家的父亲，你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没在使这个孩子的生活过于复杂化。有时我在想……”

“Bikini（比基尼）。”费玛说，“这种游泳衣当初是根据世界末日来命名的。比基尼原来是一个小岛，在岛上居民被疏散之后，他们用原子弹将其炸成了碎片。它是世界末日的试验地。位于南太平洋。我们得另找其他的岛屿了。事实上是另找其他的海洋。毕竟，我如何能够用枝条搭建小屋呢?我连一个书橱都做不起来。我的书橱还是尤里·格芬给我组装的呢。行行好吧，塔马，你别那样背冲我和房间站在窗户跟前了。我都跟你说过上千遍了，我受不了你这样。是我的问题，我知道。”

“怎么了你，费玛?有时你还真滑稽。刚才我只不过是在拉上窗帘，因为这雨我看得都腻了。我们没必要寻找其他的岛屿了：Bikini就是正确答案。你认为尼加拉瓜的执政党叫什么名字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费玛嘴边上，但就在这时，埃坦大夫诊室那扇紧闭的房门后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那是一种短促、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当一个小孩子受到了强烈的不公时就有可能从其喉咙里拼命地发出这种声音。正在被屠杀的是谁呢?有可能是注定要成为约泽尔父亲或者祖父的人。费玛浑身上下都绷紧了，同时竭力堵塞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坚强起来，让自己不去想象那双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正在那里干些什么。那张长沙发上覆盖着白油布和一张用粗糙的白纸做成的一次性床单，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担架车，担架车上放着一整套消过毒的手术刀、内窥镜、大大小小的剪子、镊子、注射器、一把剃刀、缝合皮肉的特殊针线、夹钳、氧气面罩和点滴瓶。女人在这里被最大程度地暴露着，没有一丝躲藏的地方，从大夫脑袋后方还有一盏强烈的照明灯，亮光倾泻在她的身上；粉红粉红的，外皮也擦破了，就如一个伤口，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了牙齿的老人那种大张的嘴巴，在那里向外渗出深色的血液。

他还在那里苦苦挣扎着要摆脱脑海中的画面，尽力不看、不听、不感觉，而又无法做到这一切，这时，塔马轻柔地说：

“现在你可以放松下来了。一切都过去了。”

可费玛仍然感到羞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了，他觉得自己无法摆脱犯罪感。他也应该为紧闭的房门背后的痛楚负责。今天早晨，他首先羞辱了安妮特，接着又羞辱了尼娜，这和那张洁白无瑕的长沙发上的疼痛和羞耻是有一定联系的，当然，那张长沙发这会儿无疑已经不再洁白无瑕，而是流满鲜血和其他分泌物了。他的阴茎萎缩下去，就像个小偷一样地藏了起来。一种模模糊糊的、让他反感的疼痛感突然在他的睾丸里抽动起来。如果塔马不在身边，他就要把手伸到下面，把来自裤子的压力给缓解一下。不过，其实就这样要更好一点。他一直企图说服茨维，让他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不必为那些以我们的名义所犯下的暴行负责，但现在，他必须放弃这种可怜的企图。我们得承认自己的犯罪。我们得承认，所有人的痛苦都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占领地上的压迫，在垃圾箱里捅来捅去的老人所经受的屈辱，深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用手杖敲击着路面的那个盲人所经受的屈辱，在破败的孤儿院里那些孤僻的孩童所经受的痛苦，患水肿的狗惨遭杀害，迪米内心所经受的煎熬，安妮特和尼娜所受到的羞辱，特迪内心的孤独，尤里没完没了的逛荡，这堵墙的另一面刚刚进行的手术，深深地插进受伤的阴道里的那些不锈钢镊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我们承担。梦想着逃往穆鲁罗瓦[1]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简直就是徒劳。甚至被放射性蘑菇云污染的比基尼岛也要由我们来承担。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思忖着一个令他好奇的事实：在希伯来语中，表示“怜悯”的单词似乎与“子宫”有关，而“镊子”似乎是从“汲取教训”这个单词派生过来的。可接着，他就为这些文字游戏和他的诗意化行为责备自己，这种东西和国防部长的行为一样卑鄙：国防部长心里的意思是“死亡”，但从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