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阁楼的房子(第4/8页)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外面下着稀疏的雨。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像有什么阴谋似的惊慌地回头看了看,压低嗓门补充一句,“这种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尽管,您知道吗,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学校、药房、书籍,这一切都很好,可是为什么要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了,应该严肃地为自己考虑考虑了。老是这些书啦,药房啦,却不知道生活正在过去……也该嫁人了。”

燕尼娅看书看得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她稍稍抬起头来,看着母亲,自言自语似的说:

“妈妈奇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接着又埋头看书。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腰部带褶的男上衣和绣花汗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就吃晚饭,吃了很长时间。莉达和母亲谈论学校和把全县捏在自己手心里的巴拉金。这天晚上,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走出来,带着漫长的、闲散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意识到,人世间的一切,无论怎么漫长,也总是要结束的。燕尼娅送我到大门口,也许是由于我和她从早到晚度过了一整天,我觉得,缺了她我会变得寂寞,而且这个可爱的全家我都感到亲近,于是在这个夏天,我头一次想到要认真作画了。

“告诉我,您为啥生活得这么无聊,这么单调?”跟别洛库罗夫一起回家时,我问他,“我的生活无聊、难受、单调,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由于嫉妒别人,不满意自己,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受尽折磨,我一直是个穷光蛋,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健康的正常人,是地主、老爷,您怎么会生活得这么没趣,向生活索取得这么少呢?您为什么,比方说,迄今没有爱上莉达或者燕尼娅呢?”

“您忘记了,我爱的是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柳波芙·伊万诺夫娜,他跟她同住在厢房里。我每天都看见,那个非常丰满的、又胖又严肃的女人,像一只养肥了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她穿一身俄式服装,戴着串珠,老是打着阳伞,仆人时而叫她吃东西,时而叫她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做别墅,就这样,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了下来,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了。她比别洛库罗夫大十岁,而且对他管束得很严,他每次要外出时,都得先得到她的准许。她经常号啕大哭,声音大得像男人的嗓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派人去告诉她,如果她再这样号叫,我就从这里搬走。于是她就不哭了。

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便坐在长沙发上,皱起眉头沉思起来,我则在大厅里踱步,内心一阵微微的激动,好像是在谈恋爱一样。我很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娃家的事。

“莉达只能爱和她一样的对医院和学校着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噢,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仅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可以像神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而米修斯呢?这个米修斯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唉,唉,唉……”拖长声音地讲起了世纪病——悲观主义。他说得很肯定,听他那口气,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住地说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离去,这时你会苦闷至极,哪怕方圆几十俄里被烧光的草原的荒凉和单调也不致引起如此的苦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人中九十九人都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是在说他,他生气了,便走了。

“公爵在马洛焦莫沃做客,他问候你,”莉达从什么地方回来后对母亲说并脱下了手套,“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还答应在省的会议上再次提出在马洛焦莫沃建立医疗站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您对这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愤懑。

“为什么不感兴趣呢?”我耸耸肩膀问道,“是您不想知道我的意见,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马洛焦莫沃根本不需要设医疗站。”

我的愤懑也激怒了她,她眯缝着眼睛瞧着我,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也不需要。”

她脱下手套,打开邮递员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过了片刻,她又小声地说(她显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疗站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觉得,风景画家先生们在这一点上,也该有点信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