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艾米的大脑（第12/16页）

我觉得她这封写给时报的信主要是因为理查德·克里曼的缘故。

她拿着一个装了食物的托盘从厨房里走出来，我说：“曼尼给你这么雄辩这么辛辣的句子打了几分呢？”

“他没有给我打分。”

“为什么不打？”

“因为它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是他写的。”

“是吗？可你刚才告诉我这是一个疯老婆子的喋喋不休呀。”

“我说的不太真实。”

“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是他口述的。这些是他说的话。他说，‘阅读和写作的人们，我们完蛋了，我们是见证了文学时代没落的鬼魂——把我的话记下来。’我照他说的做了。”

我一直坐在那里听她讲话，直到午夜都过去了许久。我几乎一言不发，听她说了许多。我相信她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也能够理解她的意思。就我的观察来看，她一点也没有故意要误导我的意思。只是因为她语速飞快地把过去的大量存货一下子倾倒了出来，使得她说出来的许多细节都彼此纠结在一起，所以你有时会觉得她完全被肿瘤控制住了。或者是因为肿瘤轻而易举地颠覆了通常由习俗和规矩建立起来的禁忌。或者是因为她已是一个病入膏肓、孤独绝望的女人，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男人对她感兴趣，而此刻她又能陶醉在一个男人关心的目光里，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五十年前，与一个了不起的爱人共同生活了宝贵的四年，在她的眼里，作为一个作家和男人，这个男人的真诚就代表了他最为高贵的品质，而如今却因遭到“一个自卑者的不明原因的憎恨”的威胁而面临倒塌，这个人竟然还自诩为是她的爱人的传记作者。也许这如洪水爆发般的语言恰恰揭示出她承受的苦难太深太久，在没有他的世界里她已生活得太久了。

看着一个人的大脑思维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消沉是很有意思的一桩事情。有时她会令人忧虑地沉默下来，在滔滔不绝了数小时后，她疲惫地望着我，目光里也许有我没能察觉出来的睿智，问道：“我曾经嫁给过你吗？”

我笑着说：“我想没有吧。不过，我曾这么想过。”

“想我们做夫妻吗？”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们在洛诺夫家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当时想要是能娶到你就太棒了。你是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是吗，真的吗？”

“真的，你看上去温柔贤淑、高贵典雅，不过你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

“我搞不懂我在干什么。”

“是指那时候吗？”

“那时，现在，永远如此。我没有想过和这个年纪比我大一大把的男人待在一起要冒多大的风险。可他让我无法抗拒。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为赢得了他的爱而感到自豪。我是如何办到的？我很骄傲自己不怕他。而同时我又很担心：担心霍普会有所举动，担心我给霍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一点也没想到我在他身上烙下了伤口。我本该嫁给你的。可霍普放弃了婚姻，随后我就和E.I.洛诺夫私奔了。我当时真太天真了，什么也不懂，以为我是在做一个女性的伟大而勇敢的冒险，我仿佛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内森。事实是，我从来也没有告别过我的少女时代。我到死都是一个少女。”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和一个年龄可以做她老爸的人同居吗？是因为她活在他的影子里，永远都在崇拜地仰望着他吗？为什么这份痛苦的结合一定要粉碎掉她许多的幻想，为什么这种力量如此强大使她永远也无法摆脱自己依然是个少女的想法呢？“你的意思不是说你还是个孩子气的人，”我说。

“不是，你说对了。”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自己还是个少女是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解释给你听，对吗？”

我在一九五六年时赋予她的传奇色彩接下来就将被真实取代，如果说那时我自己的想象(21)并不具有多少夸大的道德涵义，那么这种真实实际上与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区别。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同样不幸的大陆里的同样不幸的一代人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不幸的优等民族之敌。将我对她的变形还原回来并不能抹去她的家庭也曾遭遇过与弗兰克家同样悲惨的无处藏身的命运。这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没有一个智者可以把它的方方面面全部复述出来，没有一种想象可以将它化为乌有，即使肿瘤也无法抹去对它的记忆，除非肿瘤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现在了解了艾米不是来自荷兰——我曾把她藏身于阿姆斯特丹大运河上的一个仓库的封闭的阁楼上，后来那里成为一座烈士陵园——而是来自挪威——来自挪威，来自瑞典，来自新英格兰，来自纽约——也就是说，在今天已没多大区别，就像任何一个不是出生于美国而是出生于欧洲的犹太孩子，在二战时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尽管他们的青春年华因希特勒的崛起而蹉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了解到的痛苦的背景，而且这种痛苦会伴随着愤怒与怀疑在现实中一再出现。这样复杂的情绪只出现在听众身上。而讲述者本身却唯有冷漠。而且肯定也没有怀疑。她把不幸描述得越深刻，就越是表现出一种欺骗性的想当然。就好像这所有的失落永远都无法收拾。